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

于孤独中如痴如醉
　　●遥想一百年前，卡夫卡在我面前的这幢大楼里，与费丽丝初次见面。他已29岁，却如同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年，显得格外狂热与痴迷。他给费丽丝写信后，焦虑而忐忑不安等待回复。费丽丝终于回信了，他欣喜若狂，当即写下四页长信。在随后另一封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回信时的感觉：“15天前，在上午10点我接到你的**封信。很快就坐下来给你写了满满四大页的信。我并不后悔这样做，因为我从未像那样带着极度高兴来消磨时间。唯一遗憾的是，我写完了四页，才是我所想说的所有话的开头……”卡夫卡写给费丽丝的信，几百封，厚达五百多页。他与费丽丝两度订婚，两度取消，*终费丽丝嫁给他人。
　　安静的一九八四
　　●奥威尔不到四十七岁而英年早逝，一九五〇年走至生命终点，在泰勒的叙述中，奥威尔的去世、葬礼、墓地选择，弥漫着凄凉，生命的不可知性，甚至隐含荒诞意味——《一九八四》刚在美国出版不久，奥威尔还来不及分享小说后来引发的世界轰动，此时面对的则是评论家或赞赏、或持保留意见的众说纷纭；去世前三个月，他躺在伦敦大学附属医院的病床上，向索尼亚求婚终于成功，朋友马格里奇却推测为“将是一个非常阴森的婚礼”；奥威尔没有后代，他的葬礼由朋友和出版商操办，人们没有根据他本人的遗嘱，而是把葬礼仪式安排在基督教堂；他的墓地，也没有根据他的遗愿选择位于伦敦的公墓，而是选在牛津郡的sutton courtenay ( 萨顿考特尼)的乡村教堂墓地，这个地方与他生前并无关联……
　　岁月不会淹没探险家
　　●赫定是向往中国古老文明的，是热爱中国的，“中国情结”在他一生中从未消退。当有人问他为什么终生不结婚时，他回答的：“我已经和中国结了婚!”话虽有些夸张，却颇为形象。可以说，自1890年**次踏上中国之后，中国广袤的疆土就成了他终生的事业舞台。他一次次前来，一来就是一年，两年甚至多年。战争把他与所钟情的地方永远隔离，可以想象出他的沮丧与失望。他这样写过：“在1927年春以前，我们与中国学者的个人联系并不多，也看不出任何与他们建立友谊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致的目标，共同的甘苦，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由于那支考察队，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在我离开北京后的*后四年中，一直与我那些出色的中国朋友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世界大战的爆发摧毁了这条友谊的纽带，是我与东方的联系中断了。”
　　我们走进了铁门
　　●我向她（女看守长）提出管理人员与犯人的比例问题。她承认在目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有必要减少管理人员。她坚持，一旦经济好转，仍需要加强管理力量，创造更好的监狱生活条件，应该让这里的所有人深切地感到：他们生活在瑞典。说这番话时，她的话语明显洋溢着她自己特有的责任感与充满理想色彩的诗意。她为自己从事这样一种人道的事业而自豪。同时，让人惊奇的是，在我看来，像她这样从事此类工作的女性，居然仍有一种浪漫的情调环绕着她。这时，我忽然想到在国内看到的介绍瑞典监狱生活的那幅照片和那句俏皮的说明文：在瑞典，犯人和看守究竟谁更自由？
　　凡高兄弟
　　●凡高**次给西奥写信是在1872年8月，当时哥哥19岁，弟弟15岁。凡高给西奥的*后一封信写于1890年7月，在他自杀受伤之后，信纸上还留有点点血迹。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凡高至少写给弟弟900封信，甚至更多。更重要的是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信的长度。随着通信的延续，每封信的字数越来越多，常常写到八页纸或者更多。正是感谢这些书信文献，使人们得以了解凡高的个性发展的每个侧面，它们足以满足撰写一部传记的需要。
　　人醉何处
　　●面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将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隔开。海堤左侧，是东罗马帝国时期的古城墙，历经千年沧桑，虽有缺损，但依然高耸，当年壮观气势仍可想象；海堤右侧，海水波光粼粼，远望对岸，那里便是亚洲大陆——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城区，依稀可见。在这样一条海堤上跑步，历史穿越与地理衔接的巨大反差，从来没有如此强烈。
　　寻根
　　●皮尔告诉我，他此次到中国的目的之一是“寻根”时，我颇为惊讶。他的曾祖父原是一个传教士，于十九世纪末从瑞典到中国传教。曾祖父和曾祖母先是坐船到上海，在上海，就买了这个化妆匣。然后，他们又乘船到天津，从那里转道抵达山西大同一带，主要居住在现在的天镇县。在那里，他们生下了皮尔的祖父。这个匣子就这样从祖父那里传到父亲手中，到皮尔大学毕业来到林雪平工作并安家时，父亲又将它送给了他。一个在中国购买的木匣子，一百年来成为一个瑞典家庭的“传家宝”，一代代维系着他们的感情与血缘。现在，它又无声地出现在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面前。
　　弥漫于波茨坦的历史烟云
　　●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相当无情：作为坚持八年抗战的中国，在日本被打败、太平洋战争结束之时，尽管是无可争议的战胜国，但在美、苏两个大国的巨大身影下又显得瘦弱乏力，没有什么的主动权和发言权。于是，在原子弹升腾而起的蘑菇云笼罩下，在苏联百万红军突进东北，世界“冷战”寒气席卷而来的历史场景中，中国外交家顾维钧的质疑，听起来只能是一声叹息：苍白，细弱，无奈。1945年8月的中国，迎接胜利的同时，也迎来了历史的苦涩与严峻。
　　诗人走了，画家也走了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普通小村庄，在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期间，因躲避内战逃亡香港的诸多内地文人，汇聚在此。也在此居住过的漫画家方成曾回忆说，他是应黄永玉所邀住进九华径。除黄永玉、端木蕻良、方成之外，先后在九华径居住过的作家、诗人、画家等文化人士有：楼适夷、黄薇夫妇，臧克家、郑曼夫妇，蒋天佐、陈敬容夫妇，巴波、李琪树夫妇，考诚、殷平夫妇，李岳南、叶筠夫妇，阳太阳全家，王任叔（巴人），卞之琳，杨晦，耿庸，余心清，单复，朱鸣冈，顾铁符。画家陆志庠住进黄永玉家，作家张天翼住在楼适夷家。此外，还有《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因他们居住在此，时常有其他人造访。黄永玉记得，胡风来到楼适夷家，彻夜恳谈。萧乾、聂绀弩、乔冠华等人也曾前来。方成记得，周而复、秦牧、李凌、谢功成、刘式昕、叶素以及“人间画会”的画家们，都来做客……
　　入土为安
　　●记得当年从庐山归京的黄永玉，颇为兴奋和乐观。他细细讲述前往考察（陈寅恪墓地）的过程，还凭记忆为我画一幅松门别墅的布局图速写。他觉得，如能在松门别墅门前著名的“月照松林”石壁上，凿一洞穴，将陈寅恪夫妇骨灰安葬于此，应是很好的归宿。他当即遵照张求会等人的提议，书写多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请陈家来人挑选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