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评论-2015/1 VOL.4 NO.1

　　《新文学评论（2015年1月）》:　　本文所言“故乡”与“异乡”既指具体的地理空间，更是情感与精神、文化意义上的所指。而“故乡”与“异乡”的并立同时表明，本文所言及的文本是一种对抗性文本，它实质涉及两种情感与精神状态的抗争。　　与静态意义上的“故乡”和“异乡”相对应，永不停歇地在地理空间中流动的个体不可避免地遭遇“离乡”与“思乡”、“还乡”动态过程。这种人类社会学上的“原型模式”成为文学史上经典的“母题”，而其两两弗斯式的困境在经济日益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更成为一个普遍的心理表征。在地理空间上的冲突与阻滞之外，在文化上的冲击与认同更加剧烈，在这种地理和文化的夹缝中，人们一次次“失根”——“寻根”，精神主体不得不苦苦寻求一次又一次的越界。“故乡”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身份归属，更是情感的心灵皈依，也是文化认同的理想之乡，三者是确定个体人格属性的立体空间，对有些精神个体，他们是同一的，但对有些个体，他们却水火不容；如废名的黄梅故乡，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都是他们笔下的理想世界；而鲁迅的鲁镇和萧红的呼兰河，虽然也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地理上的故乡却远非他们精神向往的理想世界。“长歌以当哭，远望以当归”，文学上的“思乡”之情各逞其态。其乡大可指国，乡思实为故国之思，小可指家、指室，或以一人一物代之。　　刘醒龙的“故乡”是一活动的能指。刘醒龙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地是以大别山区为原型的地理空间，可具体指称也可以普泛的山村替代，如“大别山之谜”系列的很多作品；有些作品专指某一具体乡村，如《凤凰琴》中集中营造的界岭村。因此，这“山”、“村”又如何不可以作为乡土中国，“山坳上的中国”的隐喻？在这一角度上，针对刘醒龙的作品的分析又不可避免地要廓大视阈，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空间里进行阐释。而在情感空间和精神空间上，作者也会有不同的展示，它们都是文章中“故乡”所指。与之相对“异乡”则是“故乡”的他者，是在生理、情感或精神上所排斥的“他乡”。“身在故乡的异乡人”体现的是空间或时间、阶级身份或文化归属上的矛盾性及由此带来的矛盾性本身。刘醒龙祖籍黄冈市，出生在黄州城内，在英山县乡镇间长大，它们谁是故乡谁是异乡完全取决于刘醒龙个人的情感取舍。这些地区都在大别山区，从大的方面讲它们都可以唤作“故乡”，在更大的视阈里（如全球），整个华夏都是故乡，其余则是他乡。其次，从阶级身份而言，刘醒龙是干部子弟，是与其作品所书写的大别山农民们相对的城市人，但与城市人相比，他却属乡下人；在文化归属上，城与乡，传统与现代，山区与山外都存在着差异与比较，他们都属于故乡与异乡的分野。在象征意义上，“异乡”与“故乡”共同抽象地指称着矛盾性，城与乡、传统与现代、暴力与和平……多方面的矛盾性。在刘醒龙的故乡之惑中，他的故园迷思实际已经幻化成了时间上过去与现代的冲突，空间上城市与乡村的冲突，精神品格上优雅高贵与低俗鄙下的冲突，这种冲突并非遵循时间流程的单向流动，有序地演变发展，而是作为一种文化选择和价值取向深入了其思想与血液，贯彻在其不同阶段的作品中。在不同的时期和情境下，根据不同的背景它们会演化成不同的故事。尽管这些故事在不同时期会有主题表达上的雷同，或在I司-时期不同作品中主题表达上会有冲突与歧异，但它们部服从这一精神取向与价值选择。不同的是其侧重点的不同和思想深度、写作能力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