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十字街

关于过年的记忆
我从记忆里淘出的这些残片，大约都在30年前了，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那也是农村的黄金10年，短暂的复兴之后，漫长的衰落就开始了。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春节可不是大人的节日，它是为小孩子准备的。年三十的村子是属于小孩儿的，没有大人来管我们，他们突然全不见了。
戴个火车头帽子，缀有红五星，蹬一双新做的棉鞋，在村子里晃荡着熬五更。那时候的鞭炮没现在响，温和、悠长，零星地从远处飘来，像老人打着绵长的带着尾音的喷嚏。家家户户的门墩上插上了红蜡烛，烘着门上贴的秦叔宝和尉迟敬德。门墩上的蜡烛，想拔哪根拔哪根，拿着放鞭炮，但没有拔根香头用着顺手。比蜡烛更老一点的，是用竹签裹上棉花，放进羊油里浸透，直接插到门墩上点着。
小孩儿兜里揣着新钞票，几十张一角的小票，腰包鼓鼓，在小卖部里昂首挺胸，店老板再也不敢随便赶我们走。我们只买些拉炮、摔炮，还有滴滴筋，二踢脚不敢买，有的小孩拿着放把手指头崩掉过。
买了鞭炮放在铁罐头盒下，看谁的炮能把盒子崩上房顶。有孬孩儿把炮插到街边的猪粪里，等大人路过，偷偷点着就窜。大人中了埋伏，新衣服“遍体淋屎”，怒吼着一直追到村外庄稼地，但追上也不会打一顿，大过年的谁好意思打小孩儿，再说也打不疼，个个像穿了棉花包。
*绝的主意是把炮塞到猪的屁眼里，猪在圈里嚎一个除夕夜，往往招来妇女恶毒的咒骂：“恁个驴吊日咧，恁个卖尻咧，恁生了孩子都没屁眼儿。”和着零落的鞭炮声一起飘在村子上空。
爷爷在十字街开了个饺子铺，兼卖烧鸡，三十晚上没人，曾有小孩往锅里放过鞭炮，想看看能把锅盖顶多高。
爷爷派我和四叔看店，正百无聊赖，店里歪进来一个人，是我们村的老光棍，叫二麻子，听大人说在城里当小偷，每年春节回村一次。这次在哪儿喝醉了酒，骂骂咧咧地进来，咣当摔到灶火前的草灰上，狗日驴操地骂了一阵，唤我和四叔过去，拿出一张5块的大票，要给压岁钱。
5块是个天文数字，我俩不敢要，他就大骂不止。二麻子在村里辈分高，从我骂到我爹，又骂到我爷爷。我和四叔恼了，低头一合计，反正是他硬要给的，不要还骂我俩的爹，不要还想揍我们，那就要吧。
我们先给二麻子磕个头，给他提前拜年，他就把钱塞我手里，脸上很高兴的样子，我俩也很高兴，就又多磕了一个，唱戏样儿喊着“二麻子爷爷过年好啊”，磕个头又不花钱。
我们派二麻子看守饺子店，反正他已经呼呼大睡，没法儿不听命令，然后率领南街的小伙伴买空了供销社。满兜装着鞭炮，掏出一支问小伙伴：“那你听我的不？”“听你咧！”“那给你一个响的。”
后来回村里拜年，一个堂叔玉龙说我的记忆不准确，那天晚上他也在，还有其他几个孩子，而且钱也不是5块。我问二麻子还在不，他说早死了。
一般过年放鞭炮，过十五放焰火，主要是“呲花”、“汽火”跟“地出溜”，这几样我只知道土叫法，我们那一带的人才懂，不知怎么写。汽火是往天上飞的，不过我们喜欢让它贴着地面飞。有个十五晚上，我顺着十字街放了一支汽火，结果飞进一群小闺女群里，把其中一个小闺女的新年衣烧了个洞。她哭着把她娘拉出来，满大街找我赔衣服，我吓得面无人色，四处躲藏，那个十五没过好。
初一得起五更，天不亮先起来放挂鞭，把饺子下锅里，给门外的老天爷点两根蜡，锅台上的老灶爷也点两根，把院门打开，门墩上再续两根蜡烛。这些准备就绪，大人把出锅的饺子盛一碗，放在家谱前面，上面放双筷子，放两大块红烧肉，然后开始“愿语愿语”，也就是祷告祷告，邀请住村头坟地里的先辈的魂儿回家。我们在旁边跟着学：“老爷爷，老奶奶，过年了，回家来吧，跟俺一块吃点饺子，院门都开着，别忘了回家的路。”
我们屋里供着家谱，其实是大块白布，李家逝去的先人都写在上边，挂在堂屋墙上。大人在家谱前放上糖和梨膏（也就是蔗糖）。天还没亮，看树和人都是黑影，这时院外响起脚步声，几十个人走进来，进门先给家谱磕头，再一侧身，给守着家谱的老人磕头，老人就站起来做搀扶状，说“别磕了”。磕头的人顺势起来，老人给大人递烟，给小孩拿糖。我就加入这个队伍，去给下一个家谱磕头。
天色蒙蒙亮，街上很安静，没人放鞭炮，说话的也少，能听见噗噗踏踏的脚步声。在街上碰见老人，这个队伍乱哄哄地跪下，给老人磕个头，老人照例说“到家喝口水吧”，“不了不了，还得磕几家”。村里哪个屋子有家谱都有数，走过一遍天明了，大人耳朵上夹满了烟卷，小孩四个兜里都是糖果。队伍里从来没有女的。
中午家家吃饺子，但饺子出锅以后不能立刻吃，得先送饺子。大人一碗碗盛好，小孩儿端着给邻居送，邻居收下饺子，再押回来一碗自家的饺子。胡同里撒欢儿跑的，都是送饺子的孩子。有的赛起跑来，脚下一绊，一碗饺子撒在街上，赶紧捡起来吹吹土，扒拉扒拉泥儿，举着碗再往家跑。
一通跑下来，自己家的饺子全跑到别人家碗里，而自家的饺子筐里，摆满了各家媳妇的饺子。而我们家的饺子，是公认南街*好吃的，因为我们家是世代卖饺子的，样子好看，馅儿调得香，舍得放肉。我爹我娘边吃边逐一点评，“你姨老娘包了这么多年就没好吃过。”“那谁家真会过，里面全是白萝卜，不舍得放肉。”“谁家的馅儿就没调准过，齁咸。”“你那个奶奶包的饺子大得像鞋底子。”“这是谁家的饺子？尝一个，哦，新媳妇包的吧，以前没吃过，手艺不孬。”
吵架风情画
小时候，村里人喜欢听评书，听《说岳》《隋唐演义》 《三国》《三侠五义》等，那时候喜欢两种人，一种是能打的，如杨再兴、高宠、陆文龙、李元霸，一种是能骂的，如翻江鼠蒋平、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卖耙子的程咬金等，尤其后一种，翻动三寸不烂之舌，把死人说活又把活人说死。能打的死得都早，白玉堂、杨再兴、罗成、高宠、李元霸哪个不是死于非命，而能骂的都长命百岁。
这种评书的源头，就是古代老百姓的口口相传，所以，相信我的先辈们对吵架这事喜闻乐道，而我的乡亲们吵起架来，也有一种传统民间文化的底蕴，他们是北方平原上的语言大师。
农村人吵架的时候，一般会在两件事上侮辱对方，一个是当了对手的父系长辈，从血统上羞辱了对手，另一种是占有或侮辱了对手的母系长辈。**种比如，小孩子吵架的时候，会骂“我是你爹”、“你是我的巧外甥”，小孩会反击说“我是你爷爷，是你老爷爷”；第二种则会说“日你娘”“靠你姐”“你个驴日的狗操的”之类。反而极少对对手本人进行攻击，因为个人是无足轻重的，农村还残留着一点点宗族的文化传统，剩一点古代纲常伦理的影子，成为对方的直系长辈，意味着对对方地位和尊严的摧毁。
明代李自成起义的时候，曾提过一个口号：“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可知农村这两种吵架形式，是相当具有杀伤力的。
也有使用俚语的，这个算是比较温和的吵架。我在村里有个邻居，弟兄几个相继成家，谁养娘就成了一个问题。老娘在其中一个儿家住的时候，由于受媳妇的气，就要换一家住，儿子听到后对他娘说：“你走吧，你走得快，来得疾，腚沟子磨掉一块皮。”
有个媳妇创下了本村一个纪录，据说她有段时间，每天吃过早饭，就去公公家门外大街一坐，语调悠扬地骂一个上午，然后拍拍屁股回家，给地里回来的丈夫做午饭。后来老公公在屋子里上吊了。
也怪哉了，在我的儿时记忆里，村里吵架*凶的、打架*狠的，往往是兄弟或父子，有个儿子曾一铁锹拍在他娘的腰上，铁锹把都折了。在古代这是大逆不道，村里有宗祠，受欺负了可以去哭诉，找本村士绅和长辈去说理，那个不孝儿子也许会被打个半死。随着乡村道德体系的解体，这样的事只好找领导，但领导哪管得了。
农村人商量事情，好说好商量的时候不多，我很少看见他们耐心地讨价还价的，往往是一言不合，或者不合己意就想掀桌子走人，农村人叫“不说理”。村里的耕地若干年一动，随着闺女出嫁儿子结婚家里死人，大家重新分耕地的数量，强势的人即使闺女出嫁了，也往往就是不让出耕地，弱势的要么忍气吞声，要么苦苦哀求，或者以泼皮之姿要与对方同归于尽，以求对方稍稍让步。这个时候，平日嘘寒问暖的邻居翻脸就成了仇人。
小时候，村里有一家儿子多，欺负了邻居，有天晚上，那个遭到欺负的邻居就在街头大声哭诉，招徕村里人听他讲述冤屈，让老少爷们儿评评理，但公共舆论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两类事情的解决，*终都会依赖两种办法，一种是村支书村长出面，主持正义或和稀泥，把双方压下去，另一种是双方召集各自的家族势力，开始威胁武力解决，直到一方屈服为止。这两种办法，一再被证明是解决问题的终极之道，落败者忍气吞声，获胜者公然侵占，权力和拳头，在乡村是*受人敬畏的两样东西。
我长大后住在京城，天子脚下，皇城根边，吵架自不会像我们村那么野，北京是文骂的大本营，老北京人骂街就像说对口相声，相当精彩。有一次坐公交车到东三环劲松，一位女乘客与女售票员发生了口角，女乘客一直骂个不停，女售票员突然对司机说：“大哥，咱们怎么开到动物园了？”司机很配合地回了句：“没有啊，你说什么呢？”女售票员微笑着说：“没在动物园啊？那我怎么一直听着驴叫呢？”全车乘客哄堂大笑。这么精彩文雅的骂街是我平生仅见，也让我对北京的售票员特有好感，人家就是大气。
吵架是一门语言艺术，跟二人转、相声、小品一样，这些都是北方人的绝活儿，没南方人什么事，尤其二人转和相声，那种拐着弯以当别人老舅为乐的穷开心，就是老时候街头吵架的翻版。我在南方的城市里，很少见到吵架的。
随着时代的进步，这门手艺在北方也逐渐不景气了，原因在于，跟拿刀砍相比，吵架实在是一个太过文明的活动。有时候你真不敢跟陌生人拌嘴，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耐心能持续几秒，每个人都像个炮仗，还是手里拿着就炸的那种。
小濮州民风不太淳朴，虽然属不上彪悍，也多不是吃亏的主。大约十来年前，我在北京一家小报工作，突然接到河北廊坊的电话，我们村里人打来的，气急败坏地说：“快来救我们吧，恁叔叫抓起来了。”原来村里人去廊坊干建筑，干到收麦准备回家，谁知南方包工头不给开工资，几个人实在没办法，就合计把包工头捆起来抓回河南，让包工头家人拿工资去赎人。绑票行动刚要实施，包工头见势不妙报了警，派出所出动警车把农民工给抓了。于是他们火速给我打电话。
我当时是报社的广告业务员，没办法，哆嗦着拨通派出所电话，开始假冒记者：“我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有人爆料说你们扣留了讨薪的农民工，让你们所长接电话。”很快所长的声音传来：“现在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请中央的记者放心，我们马上把农民工放了，再去把包工头扣下，不发工资不让他走，绝对不让农民工受委屈。”
但我们村的李殿奎不需要帮忙，某年他在河北干活儿，包工头欠薪跑了，他们就四处捉包工头，终于有人发现包工头下榻的旅馆，李殿奎率人包围旅馆，等到半夜，大喝一声“农民工讨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