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与共享:文化遗产数字传承者-以云南为例的研究

　　《现代信息资源创新与发展丛书：传递与共享 文化遗产数字传承者 以云南为例的研究》：　　（三）文化遗产数字生产者　　在我父母居住的昆明盘龙江畔，一幢烂尾楼的顶层平台后来是一个小广场（总之屡禁不止），曾经是外来打工者周末聚集“打跳”的场所，他们跳的正是我去丽江时在四方街学习的舞步（当然经常是更丰富、更复杂）。每次经过的时候，我总会驻足片刻，因为这不是一个商业的活动场所，参与者们自发地聚集在这里，他们欢快的舞步和简单明净的笑容，明显地带有着文化学者们关心的族群与地缘认同的意味。就是说，即使是经过某些商业化行为之后，这些舞步依然被某个群体发自内心地认同着。这种认同的产生来源，如学者高小康所说，关键不在于它是否被商业化或政治化了，而在于这种活动的开展和接受是否还能够唤起特定族群共享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认同。我曾问过其中之一员，一个年轻的姑娘，问她以前在家跳不跳，她说当时不爱跳，忙着读书，到昆明以后是老乡领她来到这里，互相教教，再跟着光盘学学，以后就经常来，没有事情就会来。　　就这么简单，现实生活的朝九晚五是必须认同的现实，而都市里的“打跳”给姑娘小伙子们带来的是内心的族群和地缘认同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感谢过那不知名的光盘摄制和发行者？——那甚至可能是一张地下制作的廉价的盗版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文化遗产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活态的，从未曾脱离其生成和演变的环境与过程。在媒介化社会中，无论是参照遗产传承保护的历史，还是按照现代的社会关系逻辑，遗产传承和保护主体应该更自觉地发掘文化遗产的更多潜在价值，寻找能够在遗产传承、保护、演变与提供民众更高质量的生存权利之间找到契合点。　　在寻找文化遗产在当代发展演变的新空间方面，除了包括民间传承人的文化遗产拥有者、政府、学者的努力以外，数字传承者利用自身影响和电视、网络、手机等新晋媒体的议程设置作用，是完全可以也应当助上一臂之力的。这在实践中不乏成功的案例。　　虽然研究者、管理者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方面争论不休，但就遗产话语和民众的生存权利不能割裂开来这一点是能够达成共识的。旅游模式是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得到较多认可的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新模式：将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开发成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和购买的旅游产品。旅游模式让遗产地民众能够在他人的印象中重新解读自己的文化，“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帮助他们建立起强烈的自豪与认同的情感。旅游模式发展出现了一种文化遗产的“创新”现象，比如东巴文字本是纳西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一般大众根本接触不到。一种专为外地游客开发的东巴文字木牌（盘），在丽江有着很好的市场。这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学者高小康力排众议，认为文化遗产这种“创新”除了经济上的参与意义之外，“不仅承担了东巴文化的记忆，而且成为在文化全球化和同质化的当代，显现纳西族文化个性的一个鲜明标识”，此举即使不能为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辩护，也“至少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多样性发展问题的复杂性。”　　创新的方式和数字参与的方式使文化遗产的当代生存具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在媒介化社会中，数字内容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领域，涉及数字音乐、数字影视、数字动漫、网络游戏、移动内容等多个领域，包括了数字内容产品的生产、交易、传输及其技术支持和服务支持等多个环节。随着文化遗产基础数据库的逐渐丰富，以及网络融合和大规模建设、接收终端迅速普及、内容运营商广泛介入，文化遗产的数字生产与消费将成为这个产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