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采访录

　　《延安采访录》：　　**篇 逃往苏区 他从周先生以及其他外国人那儿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他首先关心的是，任何一个外国妇女都会碰到困难。在东方，每一个白人都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不管他是否愿意。假如一个人“丢脸”，所有的外国人都要“丢脸”。他们必须以西方文化水准的尺度经常检点自己的行为。　　菲奇竭力劝阻我放弃这一疯狂的想法，立即返回北平。他对我的想法感到迷惑不解。自然，他对中国共产党人毫无兴趣，只不过以为他们都是些土匪罢了。很明显，在他的眼里，我压根儿也不是那种独自进行这种冒险活动的人。我当时才20多岁，我丈夫还不到30岁呢。　　能作为我的陪同和“编外”警卫，菲奇感到高兴，然而他不想卷入我逃往苏区的越轨行动中。我可以租用的唯一的一辆小汽车属于西京招待所，我们坐这辆车拜访了那些对我唯恐避之不及的传教士。　　菲奇认为，西安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可是我们发现这位难得的义士却躺在医院里，胃里插着橡皮软管，不许离开病床。即便他想帮忙，身体那样虚弱，其结果也只能是爱莫能助。他是个斯堪的纳维亚人，名叫埃菲，我忘了他姓什么。他年轻，生性喜欢冒险，曾经是中亚探险队的机械师和汽车司机。埃菲咧嘴向我笑笑——一个调皮的、古代北欧海盗式的微笑，毫不迟疑地表示要努力帮助我，尽管他自己很可能还开不了车。他说，没有高级官员的驾驶执照，什么小车都无法通过城门，况且城门夜夜紧锁，天亮才开，因而必须设法搞到一辆将军的小汽车。我要付出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代价——我乐于这样做，虽然我离开北平时对这样的事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身上没带多少钱。我记得，我给了他一些中国钞票，不是50元就是200元，记不清是多少了。　　埃菲设计出了一套万无一失的行动计划。我的任务是：从西京招待所按时逃出来，留出3个钟头的时间，偷偷地越过去三原的封锁线。这一切必须在警方发现并电话通知沿途驻军追捕之前完成。　　首先，我要给人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我已经放弃了一切希望，将安静地离开西安城。我带上我的“警卫员”们去看电影《第13号间谍》，他们喜欢这个片子，因为它描述了他们的职业。当然，我上哪儿去他们就得上哪儿去，与我同车往返。　　我们定下了逃跑的日期。我告诉王队长，我想在离开西安前游览一下临潼。那儿是中央军司令部所在地，保安工作毫无问题。我的模范行为已使我成为一个可以信赖的“阶下囚”了。王队长同意了我的要求，并把它作为向我告别的*后一个表示。他对两名武装警卫人员和汽车司机做了详尽的、具体的指示，以防不测。我和菲奇以及其他“随行人员”爬上了孙铭九①大约5个月之前爬上去的那个岩缝——那天早晨，孙铭九就在这儿找到了穿着睡衣的蒋介石。现在，那儿的岩石上题写着有关此事的诗词。我们还游览了秦始皇陵墓，度过了轻松、愉快的一天。　　我已经采取了游击队的一些办法，如开始熬夜、调换房间——从二楼搬到一楼住，楼下的那个房间有个窗户正好面朝这个有围墙的大院子的后面。我向北平打了个电报：“打算明日离开。火车上见。”我希望我的丈夫会理解这个电报的意图，其实，无论他理解不理解，这个电报都必须打。然后，我关上房门，滑上暗锁，准备睡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