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中火炬

　　《耳中火炬（卡内蒂文集）》：　　夏洛特膳宿公寓早年生活的四处颠簸，我默默地接受，也从未因那些反差极大的印痕过早嵌入我年少的身心而感到过遗憾。每一个新地方，*初看似陌生，均因其独特以及无法窥见全貌的延伸而将我融人其中。　　离开苏黎世——仅此一次令我感到无比的痛苦。　　那时我十六岁，感觉自己与身边的人及周围的环境，与学校、国家、文学，甚至与在母亲长期反对下学会的语言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因而从未想过会离开。　　在苏黎世仅仅生活了五年，年少的我因为精神上的幸福之感不断增加而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迁往任何其他地方，将会在这里度过一生。　　这是一次暴力的撕裂，我在为了能够留下来而进行的争论中使尽的各种理由受到了嘲弄。在那场决定我命运的毁灭性谈话之后，我变得样子可笑而怯懦。　　虽还没有经受什么考验，却已经表现得像个胆小鬼，仅仅为着书本生活，而不敢再正视生活本身；在还没有有所作为之前就已经成了满脑子装着无用的伪知识的寄生虫、养老金领取者、老朽。　　对新环境的选择也许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对这次近乎残酷的变更做出了两种反应：一是思乡，这可以算是我生活过的那个国度中的人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疾病。我的思乡情绪是那样强烈，使我对那里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归属感。二是对新的生活环境持批判态度。完全陌生的事物自由涌入我生活的那一阶段已经过去，我试图将它们拦在身外，因为这一切都是强加给我的。我无法真正做到不加选择的抵制，因为我本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因此，一段充满审视与嘲讽的时期开始了。那些与我的认识不符的事物在我看来都是夸张和怪诞的，从而使得许多事情在瞬间同时出现在我眼前。　　我们搬到了法兰克福。由于时局还不明朗，我们也不知会在这里停留多久，所以我们搬进了一家提供食宿的公寓。我们分住在两个房间里，非常拥挤，与其他人的距离也是前所未有地近。虽然我们感觉是一家人，但是得到楼下同住在这里的其他人一起坐在公寓的长桌上吃饭。在夏洛特膳宿公寓里，我们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正餐时，我一再见到他们，慢慢才发生面孔上的变化。我在这家膳宿公寓待了整整两年，在此期间，其中一部分人一直住在那里，另外一些人则只住了一年或半年。这些人的性格差异很大，但我都一一记住了他们。然而，为了听懂他们的聊天内容，我必须十分留意。我的两个弟弟当时只有十一岁和十三岁，是公寓里年龄*小的，而我很快就迎来了自己十七岁的生日。　　公寓的房客们并不总是都到楼下来。拉姆小姐是名年轻的时装模特，身材修长，一头金发，这位时髦的美人就只是偶尔下楼用餐。为了保持体型，她吃得很少。她可是这里的热门话题。没一个男士不向她回头张望，每一个男士都对她充满着欲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除了那位经营男士时装的固定男友之外，还有其他男人来拜访她，所以很多人都在打她的主意，饶有兴致地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为了瞅准时机，或许某一天自己也能轮上这等好事。女人们在背后说她的坏话。男人们要么是在没人的时候，要么就是当着老婆的面斗胆说着她的好话，尤其是赞赏她那优雅的体态。她高挑惹火的身材总引得男人们的目光爬上爬下，无一刻得闲。　　公寓长饭桌的**坐着库珀佛太太。她棕色头发，因忧虑过度而显得消瘦。这位战争遗孀带着个儿子，靠经营这家膳宿公寓勉强度日；她规矩、仔细，很清楚世事的艰难，这些都体现在各类数字上。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买不起”。她的儿子奥斯卡坐在她的右手边，这个矮小敦实的少年眉毛浓密，额头平塌。上了年纪又患哮喘的雷布洪先生坐在库珀佛太太的左边，他是银行襄理，待人极为友善，只有在谈到战争的结局时才会变得阴沉而愠怒。虽然他是犹太人，却满脑子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当有人与他观点相左时，他会一反悠然自得的常态，“匕首”如闪电般出鞘。他大发雷霆，直到哮喘发作，*后不得不由同住在这所公寓的妹妹——雷布洪小姐——送回房间。后来，大家都熟悉了雷布洪先生的个性，也知道他深受哮喘病的折磨，所以一般都避免将谈话引到这个痛处上，因而此类事件也极少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