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缘-孙崇涛自述

《戏缘 孙崇涛自述》：　　平生头一回看戏就被吓哭了 我平生的头一回记忆就是看戏。　　那大约是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我还不满三岁，家乡瑞安人叫“绍兴班”的浙江嵊县女子越剧团头一回来城内演出，大家都感到新奇。掌家的叔公，弄来几张戏票，对我母亲（1917—1979）说：“大嫂，‘绍兴班’全由女子演文戏，适合你们妇人家看，你就驮嫡儿（抱小孩）去开开眼界吧。”那时祖父母已过世，作为长房长子媳妇的母亲，受到叔公格外照顾和优待，凡遇好事，首先都会想到她。老人家还客气地唤我母亲为“大嫂”，这是他在搭自己子女辈分称呼。　　母亲生我时才20岁刚出头，其实那时候她还是个“女孩子”。　　看戏地点在城东北角城乡交界处“后垟垇（方音读如‘等’）”河边的“仲容文化馆”’——为纪念乡先贤清末国学大师孙诒让（字仲容）而建。文化馆将讲台作戏台，礼堂摆放一排排长木椅做观众席。那时“绍兴班”好像还没有取得进正规戏院售票演出的资格。　　旧社会大户人家妇人很少独自出门，家母带我看戏得有人陪伴。叔公就让他未出嫁的女儿和长年寄居我家的舅公两人一起陪着去。家乡人称姑母为“娘”（平声），叔公女儿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女性中排行在我两个亲姑母之后，所以我唤她“三娘”。我不会走远路，就由“三娘”用胳膊肘托抱着。母亲姗姗地跟在一旁。　　到了仲容文化馆，戏已开锣，叮叮咚咚地响着乐曲。只见台顶两边吊起两盏大煤气灯，把台面照得通亮。台上有两个妆扮起来的人物。一个扮女的站着，穿红戴绿，满头珠翠，一摇头、一晃脑，灯光下闪闪发亮，吸引我两眼直盯着她看。另一个女扮的男人，穿一身黑袍，头戴高高耸起的黑帽子，手托一面木盘子，单腿跪在那女人跟前。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唱着，我全不明白他们是在做什么。直到今天，我也“查考”不出那晚演的究竟是哪出戏。　　这对男女就这么一直站着、跪着、唱着，嘴里哎哎哇哇地哼着相似的一个调——由绍兴乡间“小歌班”转变为“绍兴女子文班”不久的越剧音乐，很是单调。我盼着那男的快点儿站起来，可“他”就是跪着不肯站。我也盼着那女的能跑动起来。只见她把长袖子一甩，身子一扭，刚像跑的样子，又马上捋好袖子，身子照旧站回原处，叫人扫兴。一阵好奇、新鲜过后，我不耐烦了，吵着嚷着要离开观众席，任大人们怎么哄也不管用。　　没法，舅公只好抱我离开观众席，在礼堂周边来回走了几圈，见没有别的地方好去，就抱我进了台边一间长屋子。那长屋子大人叫“戏台间”，就是演员化妆室。里面挤满了人，灯光之下个个模样怪异，脸上搽白的、涂红的、描黑的都有，近看煞是吓人。我吓得哇的一声哭了。原本想带我来看新鲜、看热闹的舅公顿时慌了，赶紧抱我出来。我再也不肯在那儿多待了，使劲地哭着喊着要“走归”（回家）。众人无奈，只好抱我一起“走归”了。　　我平生头一回看戏就这样匆匆了结，前后也就一刻来钟。它留给我永久的记忆，也令我终生歉疚。母亲一辈子很少走出家门，进戏场看戏更是数得着的几回，而这次去了戏场又没能看成戏，正是她的“逆子”我给闹的。这使我终生不能原谅自己。　　在我童年记忆里，看戏真是件无趣甚至可怕的事。如果日后有人对我说：你真幸运，刚有记忆，就跟戏曲结缘。看“绍兴班”是你今生干上戏曲这行的“良好启蒙”，仲容文化馆是你今后事业“扬帆起航的地方”，剧场啼哭不是跟襁褓中贝多芬咯咯笑着舞手“节拍”音乐厅交响乐“异曲同工”吗？这讲法对我不是误解，就是挖苦。不过细细想来，说仲容文化馆是培育我日后走向文学艺术道路，成为一名戏曲工作者的“起航”场所，倒有点接近事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仲容文化馆改做瑞安县文化馆，那长屋子做了图书馆藏书室，礼堂改作图书阅览室。文化馆购置了成批的“小人书”，用绳线拴在木栏上，供小孩们免费阅览。还有供成人、大孩子看的各类报纸杂志。向图书馆借书也很方便，填张借书证就可以把书借回家。文化馆成了我们小孩子在书海中遨游的天堂，我一有空就往那里跑。　　起初专看“小人书”连环画，年纪稍长，改看各种文学期刊。如《人民文学》《文艺报》《译文》《剧本》《戏剧报》《大众电影》《民间文学》等，几乎一期不落地翻阅。看完期刊后，就向图书馆借来图书回家接着看。通过这些阅读，使我爱上文学，了解包括戏剧在内的许多古今中外名著，懂得了《西厢记》与关汉卿、曹禺与老舍、莎士比亚与莫里哀、《哈姆雷特》与《沙恭达罗》等，为我日后从事戏剧工作，做了前期的知识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