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一、何为心灵？　　什么是心灵，这是一个大问题。正如“什么是文学”一样，心灵也很难定义。　　徐复观先生曾说，西方文化是“物”的文化，东方（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这也许可以说明东西方文化的侧重点不同，但不能说西方文化就没有“心”。其实，“上帝”就是一颗伟大心灵。这颗心灵光芒万丈，照亮了两千多年来无数人的道路。这颗心灵是西方爱的源泉，是精神本体。先不说“上帝”，就人文科学领域而言，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就开始探索“心灵”问题，尤其是探讨心灵与灵魂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还把心灵区分为“主动的心灵”和“被动的心灵”，“遭受的心灵”与“实现的心灵”。他假设被动的心灵会随肉体而生灭，而主动的心灵则不朽不灭，带有永恒性。借用亚里士多德的理念，可以说文学心灵指的正是主动的心灵，实现的心灵。它追求的是一种比肉体更长久的生命。　　其实，各种宗教都是大心灵的体现，其教义都在塑造心灵。基督教呼唤的是“爱”的心灵，佛教呼唤的是“慈悲”的心灵。基督代表爱无量心，佛陀则代表慈无量心，悲无量心。爱与慈悲是矛盾的，爱往往无法慈悲。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有一句话：“一个人爱的时候并不慈悲。”的确如此，一个极端的爱者，为了实现爱，往往很自私，很残酷，排他性很强。不过，基督讲的是“大爱”，与慈悲相同。　　除了宗教，各种文化也总是要界定心灵，呼唤心灵。就中国文化而言，各家所界定的“心灵”内涵就很不同。儒家讲“仁爱之心”，道家讲“齐物之心”，墨家讲“兼爱之心”。孟子讲“四端”，即讲人与动物（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他讲“人禽之辨”，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只有一点点（几稀），人之所以成为人，只因为人有不忍之心。后来，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创造了“心学”，把“心”强调到绝对的程度。所谓“心学”，也就是“心本体”之学，说明的是心为万物之源，万物之本，不仅“心外无物”，而且“心外无天”。心不仅包容一切，而且决定一切。在王阳明之前，中国的禅宗，宣扬的其实也是心性本体论，慧能“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心动”的著名判断，就是“心外无物”——心动决定物动的判断。　　我把文学定义为“自由心灵的审美存在形式”，把文学事业界定为心灵的事业，并确认心灵为文学的**要素，正是把心灵视为文学的本体（根本）。但是，对文学中的“心灵”，我们还须进一步界定。因为文学呈现的是人性，我们必须了解心灵在当中的位置，这个问题也许需要几部学术专著才能说清。我们今天只能说，复杂纷繁的人性至少包括动物性、人性和神性，即人性可下坠为动物性，也可上升为神性，心灵则是人性与神性组合的精神存在，它可以驾驭并导引人性来拒绝动物性。如果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来描述，心灵不属于本我。它不是本能，而是理性的“自我”与神性的“超我”结合的精神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心灵，既不是肉身意义的心脏，也不是超肉身的神灵，而是存在于我们身内又导引肉身提升的灵魂性存在。　　文学常识课不是生命科学课，也不是“灵魂”宗教课，在此只能对“心灵”作大体描述。　　二、作家应有什么样的心灵？　　我读过王安忆的《小说家的十三堂课》，我和她的文学理念完全相通，她也把文学视为心灵世界。她在开篇就说：小说是什么？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　　王安忆讲的是小说，如果把“小说”改为“文学”，那么，她说的正是文学真理。文学所创造的正是“个人的心灵世界”。她特别加上“个人”二字，这很重要。文学呈现的心灵是充分个人化的心灵世界，不是群体心灵的符号，也不是党派心灵的符号。这个心灵世界有自己的原则。我常说“心灵原则”，也是指个人的心灵原则。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篇幅很短，却成为百年来文学理论的经典，就因为它道破了文学的根本。他特别推崇李后主的词，正因为李煜词的心灵境界很高。王国维用一句话概说这种境界，说它具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的心灵境界。中国有三个帝王后来都曾为敌方俘虏而变成囚徒，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落差。落差之后，其心灵也奔向不同的方向。这三个帝王分别是越王勾践、宋徽宗赵佶及南唐后主李煜。这三位帝王的心灵境界各异，勾践想的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满心想复仇；宋徽宗内心只有个人的哀戚；唯有李煜，推己及人，从个人的不幸出发而想到普天之下苍生的不幸与苦难，把个体的悲哀化作普世的悲情，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动人词句。在文学中，心灵很具体，王国维用“天眼”、“佛眼”将李后主与宋徽宗的心灵相比（未言及勾践），给后人很大的启迪，同时告诉我们：作家、诗人的心灵，不是一般的心灵，它应当像“天眼”、“佛眼”、“法眼”、“慧眼”一样，具有“天心”、“佛心”、“法心”、“慧心”，或是《人间词话》所说的“赤子之心”，即童心。诗人*值得骄傲的，是他胸中永远跳动着一颗单纯的童心。王国维曾概说“天才”的几个特征，其中一个便是赤子之心。　　关于作家的主体心灵，我有幸听过高行健的直接表述。他说他一直怀抱三种心灵：“敬畏之心”、“谦卑之心”与“悲悯之心”。“敬畏之心”并不是简单地对某某人的尊敬，而是承认在人类之外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存在。这种冥冥之中的力量不一定是上帝，它非常强大而神秘，人类永远不可能认识它，只能感受它，所以自然而然会对它产生敬畏，比如我们对大自然、大宇宙便会有敬畏之心。康德晚年提出“物自体，不可知”，就是在他研究了一辈子哲学后，发现宇宙不可解释只能敬畏。爱因斯坦*后皈依上帝，对如此伟大的理性主义者的皈依行为，我们或可作这样的解释：对于爱因斯坦来说，重要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人需不需要有所敬畏。俄国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论人的使命》中认定以人的同等水平无法把人看清，只有用比人更高的水准（神性水准）来看人，才能把人看得清楚。作家的心灵就必须立足于比人类更高的水准之上。“谦卑之心”也不仅是指谦谦君子风度。现在在中国大陆，尼采的书一本接着一本出版，崇拜尼采的人仍然不少。但高行健对尼采一再批评，这点很难得。他提出应当正视人乃是“脆弱的人”，而非“大写的人”或者“超人”，这种思想的缘起就是他的谦卑之心。第三个就是“悲悯之心”，这一点与莫言不约而同。　　“悲悯之心”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尤其是大悲悯之心。关于这种心灵，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曾经郑重地撰文阐释过。这一阐释，实际上道破了他在文学创作上获得成功的密码。该篇文章发表于前几年的《当代作家评论》，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获奖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他的长篇作品系列，他又以这篇文章作为“代序言”，题为：“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现在我把其中*重要的段落节录出来：　　大苦闷、大抱负、大精神、大感悟，都不必展开来说，我只想就“大悲悯”多说几句。……悲悯不仅仅是“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让你打”，悲悯也不仅仅是在苦难中保持善心和优雅姿态，悲悯不是见到血就晕过去或者是高喊着“我要晕过去了”，悲悯更不是要回避罪恶和肮脏。……站在高一点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坏人，都是可怜的人。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恶人。　　……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特别引用莫言关于“大悲悯”的思考，是因为这两段话击中了文学心灵的要害。大悲悯之心，正是作家主体的真心灵。而大悲悯包含着两重*关键的意思，一是无论“好人与坏人”，都是可怜的人。悲悯只同情好人，而大悲悯则同情一切众生，包括同情恶人。二是大悲悯不仅要正视他人的伤痕与丑恶，更要正视自己的伤痕与丑恶，悲悯他者，更要悲悯自我。只有同时正视人类和自我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以及这些弱点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莫言这一见解，是当代世界文学中*为深刻的心灵解说。我们只要想想俄罗斯文学——两座巅峰——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会明白莫言说的是什么。托尔斯泰*后的行为语言是离家出走，“逃离”的大行为语言所蕴含的正是大悲悯之心，是他承受不了人间的罪恶和自我的罪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拷问，则是对一切人的拷问，好人，坏人，被敬重的人、被侮辱的人，也包括他自己。他为什么会拷问出犯人罪恶掩盖下的“洁白”？这是因为他的大悲悯。他的创作整体为什么让人感到那里是一个“复调的世界”（巴赫金语），一个可怜的世界？也是因为他的大悲悯。文学的*高境界（或称宇宙境界或称审美境界）高于道德境界，其原因就在这里。道德只讲除恶扬善，但看不到所谓“坏人”在人性深处与好人的相通之处。只知说教的道德家仅审判别人却不知自身的可怜、脆弱、渺小与卑劣，缺乏对自身黑暗的洞察与悲悯。我在上学时背诵唐诗，其中元稹的名句一直刻在心里，那就是“闲坐悲君亦自悲”。这首诗是写给妻子的悼亡诗。但我们可以把诗意加以引申，把“悲诗”扩展为悲悯甚至大悲悯——大悲悯包括“悲君”，也包括“自悲”，即正视自己的弱小、渺小，对*爱者的死亡一筹莫展，只能“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