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与风骨-现当代知识分子其人其文

《风流与风骨 现当代知识分子其人其文》：
　　国难时期的“李庄精神” 喜欢翻阅现当代学人自述、回忆录一类史料的有心人，常常会邂逅“李庄”这个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字眼。这个在自然地理意义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川东小镇，因为日寇侵华所导致的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使得她一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一个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1940年至1945年的六年间，在这个小小边镇的宫观庙宇、会馆祠堂、民家小院里，在杜鹃声声的山坳深处，集聚了中央研究院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和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等重要的学术机构。傅斯年、董作宾、陶孟和、李方桂、李济、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梁思永、童第周、岑仲勉、郭宝钧、凌纯声、芮逸夫、曾昭燏、吴定良、劳干等一大批在当时就已蜚声中外的一流学者，都曾经在小镇上经历过一段难忘的战时学术生涯。而当年在这个小镇上经受战火淬砺的后起之秀，如周一良、梁方仲、巫宝三、汤象龙、屈万里、罗尔纲、夏鼐、马学良、何兹全、高去寻、王崇武、丁声树、全汉舁、李光涛、严耕望、任继愈、周法高、董同稣、王世襄、王利器、傅乐焕、李霖灿、逯钦立、张政娘、陈槃、周祖谟、石璋如、胡厚宣、罗哲文、杨志玖、刘致平等先生，数十年后大多成了中国现当代人文社科学术史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至于自然科学界，在李庄时期的同济学生中，走出了吴曼、唐有祺等十余位两院院士。可以说，20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都有李庄同济人的身影。一部民国学术史，李庄可谓是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章节。在国家板荡、风雨苍黄的1940年代，小小的李庄到底为中国的读书种子提供了什么样的温情呵护？而一代学人又如何在这里坚持着他们韧性的学术担当与深沉的人文理想？岱峻先生在其《发现李庄》（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一书中，通过文献钩沉与田野调查的“两重考证法”，为我们勾勒出了战乱岁月里中华文心学脉天行以健、弦歌不辍的一段历史，也为知识界后来者树立起了一道景行行止的精神标杆与人格参照。
　　如果说要用一个字眼来概括李庄精神，那就是旧年中国知识分子“忧道不忧贫”的追求——之所以加上了“旧年”的限定语，是因为对比今昔，我们很难确定，今天的知识界是否还有像当年那样的理想主义情怀。且不说学术信息交流不畅、图籍在舟车颠簸中的丢失毁损，也不说暂栖他乡的乡思旅愁、时有发生的匪盗意外，连个人生活*低条件的衣食温饱，在李庄都成了莫大问题。至于时常来袭的病痛死伤，无疑更增添了生活的疾苦。孟子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贫病的生活，宛如李庄时期砥砺读书人的一道试金石。按国民政府的规定，战时知识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史语所的当家人傅斯年自诉：学者“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人，几夷为皂隶”。这位一向对军阀政客睥睨笑傲的谔谔之士，此时竟不得不向当地的保安司令写信求助，不惜打躬作揖：“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我辈豆腐先生——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他还自我解嘲地说起上一次陪宴，因为难得的狂吃，致使腹泻一周。李庄时期，梁思成、林徽因及梁思永一家人贫病交加，困顿至极。傅斯年在1942年4月18日写信给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祈其向陈布雷、蒋介石转达求援之意，信中饱含的惜才怜士、行侠仗义之情，至今读来令人动容。他说，梁家家道清寒，如今万里跋涉，“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政府应当给予梁氏兄弟补助，理由有三：其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有功于民国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家风不同”。其二，梁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一大科目”。夫人林徽因，亦今世之才女学士。其三，梁思永为安阳发掘之主力，“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以皆宜有所体恤也。”傅还特意说明：“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与傅终生谊兼师友的胡适曾在《＜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一口气用十余个“*”字对傅加以推许：“孟真（傅斯年）是人间一个*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强，理解力也*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