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文化及其社会建构-东南亚宗教.民族的政治社会学视野

　　《地缘文化及其社会建构：东南亚宗教、民族的政治社会学视野》：　　“任何精神文化都是人类意识的产物。精神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离不开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可见，民族维度中的语言等制度性文化内容，支撑着民族和民族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为民族精神文化中“共有观念”、“共同意识”等的形成具有保障和维系作用。语言和文字是民族文化的承载体和基础性保障，如果语言消失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便无以为继，处于少数民族文化核心层面的民族认同就会面临界限模糊甚至迷失、丧失的严重后果。同时，民族文化制度层面还与族际关系协调以及民族国家下族际政治整合等国内政治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民族维度对地缘体地缘文化建构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　　从语言等缅甸民族文化和民族问题的制度性文化层面看，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分歧与不同认知，也是造成其隔阂的重要原因。语言是民族文化得以形成的客观载体，属于民族文化结构中的制度层面。民族文化中的宗教因素，与民族的制度和精神层面密切相关。在缅甸建国后，以“主人种族”自居的缅族为了巩固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采取了一系列民族和宗教政策。他们在少数民族地区普及缅语，并压制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在青少年中的学习使用。1952年，缅语被定为缅甸唯一官方语言，之后甚至在使用傣文傣语的掸邦强制推行。为了巩固佛教的国教地位，缅甸政府还通过僧侣到山区对山地民族传教，并强制一些非佛教信徒改宗。甚至要求大学、师范和一切国立学校在课程中加入佛经讲授的内容。缅甸政府推行这些文化政策的目的，是想在边区民众中普及佛教，推行缅语、缅服和缅族的其他文化形态，但这些高压性、侵略性的“文化普及推广”的“缅化”政策，很快引发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排斥和抗拒。“一个全国性的非佛教徒的少数民族联盟很快建立起来，原来已经奄奄一息的克钦独立武装也死灰复燃。”　　民族的语文、民族传统教育等都是民族文化中重要的制度性内容，当缅族利用主体民族地位以国家权力在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语言缅族化、宗教信仰缅族化等“缅化”政策时，他们抛弃了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结构所应有的尊重，践踏了与缅族有着巨大文化差异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力和利益。当语言和宗教这些少数民族赖以凝聚其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制度性”文化要素被严重威胁时，便会激发起少数民族的民族情感、共有观念等精神性文化因素，引发民族间关系的紧张，同时也造成缅甸国内和中南半岛区域地缘政治的不稳定。　　在泰南地区的马来族与泰国主体民族泰族之间的民族矛盾的激化，也与泰族在该地区强制推行泰语并限制马来语的学习以及马来族的传统教育方式等制度性文化因素密切相关。事实上，在中南半岛各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主体民族的传统文化对少数民族传统的挤压和侵蚀。　　如果从文化体系结构的三层论出发，我们从缅甸与泰国的民族、民族文化和民族问题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制度层面的文化内容，都是中南半岛各国显性的民族文化方面。它们建构了这片区域上的各国地缘文化的基础表现形态。但这些“外显”的文化形态并不是全部。似乎有还一些“内隐”的因素，使这些外显的文化因子联结在一起，使其成为“此族”而非“彼族”。而正是这些隐性的因素，在促进中南半岛各国地缘文化的建构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究竟是什么“内隐”性因素左右了民族之间的文化和关系，并进而对中南半岛的地缘文化产生重要的社会建构作用呢？对于这一重要问题，我们需要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做一些诠释性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