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讲义

书中精彩语段： ○“道”底内容极其复杂，上自老庄底高尚思想，下至房中术，都可以用这个名词来包括它们，大体说来，可分为思想方面底道与宗教方面底道。 ○道家思想可以看为中国民族伟大的产物。这思想自与佛教思想打交涉以后，结果做成方术及宗教方面底道教。唐代之佛教思想，及宋代之佛儒思想，皆为中国民族思想之伟大时期，而其间道教之势力却压倒二教。 **章 清史在史学上之位置 　　清未有史也，而有《史稿》，《史稿》为辛亥革命后政府所修。若以革命为易代之限，则《清史稿》与史有同等效力。然革命后同为民国，而政府之递嬗，意义有不尽同。故前一期政府之所修，又为后一期政府之所暂禁。今犹在审查中，卒蒙弛禁与否未可知。要之，吾辈今日之讲清史，犹未能认《清史稿》为勒定之正史也。则于史学上，无一定之史书可作根据。但论史之原理，一朝之经过，是否有为修正史之价值？能统一国土，能治理人民，能行使政权，能绵历年岁，则能占一朝正史之位置，意义全矣。政府之意，亦非谓清不当有史，但未认《清史稿》即为《清史》。然则于清一代史料之正确者，悬设一正史之位置处之，史料极富。《清史稿》为排比已有具体之一大件，亦应在悬设正史之位置中，参加史料之一席。真正史料，皆出于史中某一朝之本身所构成，叟闻野记，间资参考，非作史之所应专据也。 　　清之于史，自代明以来，未尝一日不践有史之系统。中国史之系统，乃国家将行一事，其动机已入史，决不待事成之后，乃由史家描写之。描写已成之事，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观，若在发动之初，由需要而动议，由动议而取决，由取决而施行，历史上有此一事，其甫动至确定，一一留其蜕化之痕迹，则虽欲不公正而不能遇事捏造，除故意作伪之别有关系者外，国事之现象，如摄影之留真，妍媸不能自掩也。有史之组织，清代明时未尝间断，故有史之系统未尝差池。民国代清，独未尝留意此事，及今而始议保管档案。保管档案，乃抱残守缺之事，非生枝发叶，移步换形，而皆使之莫可逃遁之事也。中国有史之系统，严正完美，实超乎万国之上。由科钞而史书，由史书而日录，而起居注，而丝纶簿，清代又有军机处档。具此底本，再加种种之纂修，《实录》又为其扼要，分之而为本纪，为列传，为方略，为各志各表，史已大备。易代后就而裁定，其为史馆自定者无几矣。《清史稿》即就此取材，故大致当作清史规范。而其原件之存在，因印刷之发达，流布尤多。故以此大宗史料归纳之为《清史》。而此《清史》之在史学上位置，必成正史，则无可纠驳矣。 　　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既认为仇敌，即无代为修史之任务。若已认为应代修史，即认为现代所继承之前代，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彰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 　　 　　第二章 清史体例 　　清史今皆只可谓之史料，未成正史。惟《清史稿》为有史之轮廓，后有修订，大约当本此为去取。则《清史稿》之与前史异同，其为斟酌损益之故，即吾辈治清史所应讨论者也。纪志表传，四大总类，仍前不变。纪有十二，*后为《宣统纪》。据金梁《校刻记》，言初拟为今上本纪，后改定。今上本纪之名，自为不合，称《宣统纪》，亦属变例，宣统乃一国纪年之号，非帝身所独有，若称宣统帝，犹为宣统朝之帝，否则以逊国而称逊帝，亦尚相符。古有易代而前代之君存在者，修史时其君已亡。则由后代为之追谥，而即以谥入史，若汉之献帝，元之顺帝，皆是。清逊帝独在，而《史稿》已成，无谥可称，似当以逊帝名纪。志目十六：曰《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附卤簿》《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交通》《刑法》《艺文》《邦交》。其《交通》《邦交》两志，为前史所无，今以时政重要，专为作志。其《灾异》则所以变前史之《五行志》。时宪即历，清避高宗讳，改历书为时宪书，其实时宪乃清历之名。历代历皆有名，且或一代数名，而历之公名不变。清改明之《大统历》为《时宪历》，至历字成讳遂去之。《史稿》作志，《历志》竟称《时宪志》，假如明之《历志》，岂可作《大统志》？但文字因避讳而流变，其例亦多，姑不论。第其志中全载《八线表》，篇幅占全志三之二。夫《八线表》为步天济算之用具，习算者人人挟之，且充用之《八线表》，亦无需密至七八位。清修《明史》，已用新法列图，即具八线之法，而不必尽推其数。今何必于志中括其用具？若果为便用计，则岂不更有《八线》《对数表》乎？学校习算之生皆挟一表，书非难得，史志又非便人工作之文，不应浪费篇幅。以《灾异》变前史之《五行》，不可不谓为进步，又仿明《五行志》，削事应之附会，似皆取长去短；然所载事目，仍拘于五行之分项，岂非矛盾？夫果以灾异而后志，则必有关于国计之盈绌，民生之登耗，若水旱、饥馑、疾疫之类，载之可也；一时一地之物异，一人一家之事变，载之何为？尤可异者，狂人、服异二事。人之狂为生理中之事，以医学为统计，人之狂者正多，何时何地不有狂人，而《志》独载雍正三年七月一狂人，云：“灵川五都廖家塘，有村民同众入山，砍竹不归，一百四十余日始抵家，所言多不经。”清一代二百六十八年，只有此一狂人，其狂之程度又甚驯善，若在世俗言之，乃小说家所谓遇异人得道者。以此列入《灾异志》，当是清国史馆原有《五行志》，曾列此事，今不知抉择而随手采入，未免苟且固陋。服妖之说，尤非有政刑之国所应为。朝不信道，工不信度，有此现象。若谓国无法度即是灾异，则又不当终清之世仅得一事。《志》云：“道光十七年，崇阳乡民好服尖头帽鞋，站步不稳。识者以为服妖。”由事实言之，叔季之世，奢靡之乡，服之妖者占多数，何可胜载！其人疴一事，以一产三男占篇幅十之七八。此事古或以为祥，清代功令，亦在优待之列，此云人疴，岂节育家言乎？至《艺文志》之为目录学家诟病，则在疏漏，较之《时宪》《灾异》两志，常识未具，犹为有间。表目十：曰《皇子》《公主》《外戚》《诸臣封爵》《藩部》《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疆臣》《交聘》。《军机大臣》为前史所无。《部院大臣》即《明史 七卿表》。而衙门加一理藩院，官职列至侍郎。其军机、理藩院之增加，乃应合时制，侍郎之添列，则用意周密，殊便考核。任其事者为职官制表专家吴君廷燮，亦人存政举之道。《疆臣》一表，比之方镇。清中叶以来，实有外重之渐，即其初，设督抚为专官，已有兼辖军民之柄，位尊地重。史列年表，亦应时代而为之。而驻防之将军、都统，亦列疆臣，又清之特制也。《交聘》有表，与《邦交》有志相应。传目十五，曰：《后妃》《诸王》《诸臣》《循吏》《儒林》《文苑》《畴人》《忠义》《孝义》《遗逸》《艺术》《烈女》《土司》《藩部》《属国》。其中《畴人》一传，前史所无，古岂无明习历算之人，一艺之长，史家为之类传，无庸另标专目。九数属之保氏。经生不通算术，本不得为全材。孟子言“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可见其视此为学问之余事，不过孔门六艺之一耳。清代经师，能治历者甚多，既文达偶然创作《畴人传》，并非为史立例，《史稿》乃沿之，似亦多事，并入《经学》为宜。《儒林》一传，沿清代学风之弊，以词章为《文苑》，考据即为《儒林》。考据中专究文字学者，明明文苑耳，而亦与尊德性饬躬行者并驱争先，且形容以身教人者为迂腐，为空疏，人心风俗，于是大坏。此亦非《清史稿》作俑，旧国史馆《儒林传》已立此例。盖为乾嘉以来学风所劫制，不自知其舍本逐末，而卒为世道之忧也。此皆其可议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