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叶荻花

《枫叶荻花》后记
——一个追梦者的自述

笔者少年时代热爱音乐，曾想献身音乐事业。可是经过数年努力，两次投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失败，这才放弃了做个作曲家的梦想。高中毕业时转而报考外国语言文学系，想做个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者。1955年，我高中毕业，报考了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我如愿以偿，成了北大西语系法语专业的一名学生。音乐成了我的业余爱好。我们是**届五年制的西语系学生。学完三年本科课程后，我被分配到文学专业，又接受了两年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的训练。
1959年，北京大学为纪念校庆，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报告会。我受命在西语系做一个有关莫泊桑的介绍。在政治运动频繁的五十年代，我埋首向学，系统梳理一位法国小说家的生平和著作。讨论会当晚，已是深秋季节，西语系的资料室里，师生济济一堂。我的读书报告已经事先油印好发给了与会者。这是我**次写读书报告，路子是否正确，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闻家驷先生发言时称赞文章中很好地运用了辩证法。罗大冈先生发言前则先让我站起来给大家看看。我，一个毛头小伙子，哪里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紧张得浑身发热，低着头站起身来，也记不得当时罗先生究竟说了些什么。但，罗先生记住了我。这篇文章是我蹒跚学步迈出的**步，是篇习作，并无多少学术价值。不过，青年人总有些敝帚自珍的积习罢了，一直将油印稿留着做纪念。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生怕招来麻烦，便将其付诸一炬，化作青烟。文章内容也随之彻底从记忆中消失了。
大学毕业后，我原本留校做研究生，这非常符合我的心愿。可是，直到1960年年底，事情还定不下来。元旦前夕，西语系派人来告诉我，我的政治审查没有通过，因为我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思想右倾，同情右派，没有积极参加反右斗争，而受到留团察看的处分。我到北大办公楼校务处领了到上海高教局报到的纸头，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北大。到上海后，我被安排到外国语学院教书。做研究工作的梦既然碎了，便安下心来，投入法语教学工作。
1962年，我的北大同窗好友胡其鼎，时在人民音乐出版社任编辑，来信约我翻译法国音乐家德彪西的音乐评论集子。这是我应邀翻译的**个任务。整天陷入日常教学事务的我，可以想像，是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的。我在教学之余，全心投入《克罗士先生》一书的翻译。译完之后，其鼎请我恩师陈占元先生为我校阅和润色译文。1963年初，该书问世，受到音乐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中国乐坛在苏俄音乐的笼罩之下颇感压抑。法国印象派大师有关音乐艺术的论述，犹如一块巨石扔进了一潭死水，激起了层层浪花，发出了阵阵轰鸣。可是不久，上海文汇报就发表了姚文元的大块文章，批判德彪西的艺术观点。老资格的贺绿汀和初出茅庐的沙叶新起而迎战。一场无声的、但火药味很浓的战斗就这样打响了。笔战延续了一年之久。我在1957年有过观战的经验，深知战败的一方，必有灭顶之灾。我虽有想法，哪有胆量接受文汇报记者的建议，写成文章让他去发表呢？一位对我有所了解的北大学姐，收到我的赠书后，特地来信关照：汝大器，当晚成。我心领神会，明白她的用意，知道自己闯祸了。从此，我韬光养晦，不再译书，专事教书和句法研究。
1964年我暂时离开教学，被派到上海郊区奉贤县参加四清运动。这时才有人告诉我，我从进外语学院的那天起，就被定为“控制使用”的对象，因为我受留团察看处分的档案在我来上外报到时已经紧跟在我后面，送到了上外的团委和人事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未能逃过这一劫。8月18日，上外红卫兵举行“斗鬼会”，批判西语系主任、精通多国语言的浦允南教授。我跟其他几十位教师和干部被押到大操场上做陪斗，头上罩着字纸篓，跪在操场上接受红卫兵的批判。然后，红卫兵将所有被批斗对象的脸部用墨汁涂黑，强迫他们在大操场的跑道上爬一圈，任凭围观者嘲笑和辱骂。有个别南下干部不接受这样的人身侮辱而遭到红卫兵无情的毒打。上外校园，顿时一片恐怖气氛。个别老教师心脏病发作者有之，跳楼自杀者有之，触电自杀者有之……
从这天起，我便失去了“革命群众”的身份，被列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成了随叫随到，接受批判的对象。批判我什么呢？**条罪状，是翻译了德彪西一本音乐评论集子，做了文艺黑线上的小走卒。我曾对同寝室的人说过，姚文元不懂音乐，望文生义。此话被揭发出来，批判者上纲上线，认为这是对姚文元的攻击和污蔑。攻击和污蔑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人，这是何等罪恶呀？第二条罪状，是打击工农子弟。因为我有一位学生由于牙齿长得非常不整齐，不能正确区分开口è和闭口é的发音，我曾出于善意，建议他去请牙医整理一下牙齿。第三条罪状，是污蔑伟大的副统帅林彪，反对毛泽东思想，因为我说过一个人一辈子说过许多话，怎么可能句句是真理，字字是真理？第四条罪状，是污蔑社会主义。因为我跟同学们说过，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农民吃树叶子或者饿死。
工宣队进驻大学之后，我每天在校园里监督劳动，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连林彪逃亡事件的文件传达，我也没有资格听。学生下乡劳动，我随班级跟学生一起劳动，干*脏*累的活。还必须戴个白色的袖章，以区别于革命群众，就像纳粹占领下的波兰犹太人一样，被迫穿有白底蓝色六角星标志的衣服或戴有六角星标志的袖章，以表明身份。在这是非颠倒，谎言满天飞的岁月里，不仅没有道理可讲，而且也不能实话实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歌，这些愚昧的仪式和行为，把个社会搞得乌烟瘴气。在政治高压的态势下，人人自危。即使有人心知肚明，可是谁又敢不跟着唱呢，跟着跳呢，跟着挥舞手中的小红书呢？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上外接到任务，要参与世界国别史的翻译工作。我和我的北大校友朱威烈，还有我的前辈林鼎生先生，以及我的学生王云云女士，一齐被“托管”到法汉词典编辑组，分别从事《摩洛哥史》、《毛里塔利亚史》和《阿拉伯马格里布史》的翻译工作。活跃的朱威烈结识了在那里参加法汉词典编写工作的祝庆英女士。祝庆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优秀中年骨干。她跟朱威烈讲了以下一个故事。文革前，她去北京组稿，拜访了法国文学研究的大家罗大冈先生。罗先生对她说：“我年岁大了，事情又多，你们为什么不去找张裕禾呢？他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教书。”祝庆英对朱威烈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早就找他帮我们翻译法国文学作品了。”这个被前辈记住和推荐的小故事，对我这个已经靠边站、成为革命对象的人来说，不啻是个鼓励，让我有勇气坚持下去，继续做我的文学研究梦和文学翻译梦。
七十年代，工农兵学员陆续进入大学。我被允许重执教鞭。文革开始之后，就没有开口说过法语。怎么去教学生说法语呢？新来的法国教师要来听我讲课，我不得不婉言谢绝。“我已经六年没有说法语了。您来听我的课，我会十分紧张，张口结舌。以后再请您来指教吧。”这时候重返讲台，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工作。原因有三。一是，文化革命初期，老师是学生揭发和批判的对象，师道尊严的传统被砸烂，知识分子被列为第九等，成为臭老九，精神上备受折磨，创伤严重。老师在学生面前谨言慎行，生怕被学生揪辫子，对学生有强烈的戒备心理。工农兵学员背后有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支持，对他们的教师监督有余，尊重不足。这样的师生关系十分难处。其二，教师不知该如何教学生了。学习西方语言，仅仅有好的记忆，掌握词汇和语法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要了解说话的语境。对语境的介绍，说多了会被人扣上宣扬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方式的帽子；不介绍吧，你会觉得没有尽到语言教师的责任。教师很难做人：对学生要求严了，有人会说你修正主义回潮；对学生不管不问，你觉得有悖职业道德。其三，为了体现语言教材的革命性，教师们常到中国出版的外文杂志上选择那些充满政治口号的文章。外国人如果对中国政治背景和政治语汇不熟悉，是很难看懂那些政论文章的。用这样的文章做教材，怎能教会学生外语呢？到外国报刊上挑选简单易懂的应用文做教材，或是跟外籍教师合作编写一些日常生活对话做教材，是当时的*佳选择。可是，教师总觉得头上悬着一把德谟克利斯之剑，不知什么时候会落下来砍了自己的脑袋。
1978年，邓公重新掌舵，拨正中国这艘大船的航向，打开国门，招商引资，同时派出**批中青年业务骨干到西方国家进修访学，以弥补十年业务荒废造成的知识断层。我有幸通过业务考核，被选送到加拿大魁北克省美洲*古老的法语大学——拉瓦尔大学，进修法语和文学。那时的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白白浪费掉的十年光阴补回来。加拿大处于严寒地带，一年有半年时间是冰天雪地，对于来自水乡的我来说，既怕冷，又不会滑雪溜冰之类的户外活动，那就只能是把自己关在温暖的屋里读书了。狠狠读了两年书，补了许多语言和文学课。
1980年，我结束进修，按时回国，带回一大箱子的法文书籍和资料，重回上外教书。教书之余，我或译或写，介绍法国战后兴起的文学流派，新批评，结构主义，新小说，荒诞派戏剧，等等，以填补我们知识上的空白。本集收入的八篇介绍法国文学艺术的文章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此外，还参加了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和世界文学家大辞典的词条撰写工作，以及《巴尔扎克全集》的翻译工作。再加上授课和行政工作，虽值盛年，也觉得不堪重负。身体日渐虚弱。体格检查，心脏开始出现问题。社会上呼吁，要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可是，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积重难返，僧多粥少。中青年骨干，英年早逝的例子，比比皆是。我有两个亲戚都在五十不到的年龄先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倒了下去。再则，这才平安了没有几年，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又开始了。北京有老同学警告我，内部又要拟定进行批判的黑名单了。我当时写了一篇题为“法国的‘新小说’与中国的《红楼梦》”的文章，旨在证明法国新小说中尝试的写作手法，有些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就已经使用过了。这是一篇研究艺术手法的文章，也可以算是比较文学的论文。文章交给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学报，学报拖着不发，也不退稿，就是因为听到了风声而“按兵不动”。整整拖了一年，直到1984年下半年才刊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