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边缘与归属 道教认同的文化史考察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边缘与归属：道教认同的文化史考察》：　　无论道教的共时性还是历时性认同，均为道教共同体的群内过程。在群际的视野中，道教则位于更大的中国文化群体内，在与其他宗教文化群体的互动中占据属于自己的位置。在一般的理解中，道教是中国三教之一，属于中国的主流文化体系，上承远古祭祀与道家、神仙家等思想体系，发展出以道为基本信仰的宗教。道教存于中国文化的体系中无须论证，然而是否占据主流中心，却值得商榷。主流文化群体掌握着历史的书写权力，无论人类学家王明珂或历史学家许倬云的研究都试图论证这一点。人类学的族群研究指出：“在一个族群内部，也经常形成不同的次群体，互相竞争着到底谁对本族群的‘过去’的诠释权。”①甚至曾被成为“荆蛮”的吴越人为了进入华夏而建构了“太伯奔吴”的故事，并被收录于《史记》。许倬云则认为：“商人及其后的周人，取得了记录与阐释中国历史的权力，从此奠定‘中原’为中国核心的正统。”②尽管这种表达更多面向政治史而非文化史，但书写历史是古典文明*为重要的社会记忆方式，并且某一群体攫取历史的书写权比物理力量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文化认同，即大的文化群体内各个群体的自我归类。吴人重新建构的社会历史就在于群体向华夏文化的自我归类，因此历史的书写在表达群体的基本价值及以之为核心的文化认同。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宗教一家独大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有一种涵盖各宗教的文化中心的存在。　　然而道教尽管有大量刻写记忆的存在，并且在一些历史时期有作为个人的道教信仰者进行相关的文化建构或者进入行政体系的高层，甚至存在宋徽宗、明世宗这样的道君皇帝，其经典汇编《道藏》亦大多由官方组织编纂（宋披云《玄都道藏》除外）。但中国历史的书写者大多为儒生、士人，政治主流人物崇道并不意味着道教群体建构中国文化的主流。整个国家祭祀在明代才由道士掌柜神乐属（神乐观），这时道教也参与祭祀五岳，但其所提倡的依旧是传统神祠宗教所表达的礼乐观，何况这些也并非道士的本职。构成他们群体认同的依然是道教本身所具有的融摄之外的排他性的部分，即“元对比率”（MCR）模型所表达的类别间差异。这种差异具体而言在于中国文化中不同信仰资源的选择或分布，同一文化下的不同群体存在各自的追求，道教的生命中心价值观，与传统神祠宗教相区别的宗教观，以及个体性追求无不标志着自己的次文化差异。而前述的种种以及对一些主流伦理的体认也在说明道教的文化归属。在这里同样存在认同与身份的张力，拥有官方度牒的人不一定具有道教信仰，而有一些并没有明确道教身份的人却以道教的理念自我归类而成“匿名的道教徒”。由此，下文希望论证的基本假设在于道教具有边缘与归属两个认同维度，并且大体上具有群体性的边缘与文化性的归属两种分类面向。这背后的深层解读是希望强调哲学上的融摄与实践上的排异。无论边缘还是归属，都是同一道教的阴阳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