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研究

　　《苏轼诗研究》：　　七绝《读三首》和《骊山三绝句》，继承了我国咏史诗的优良传统，从唐玄宗后期惨重的历史教训中发掘出现实的社会意义。“可叹前王恃太平”、“上皇不念前车鉴”，很明显都是借古指今的。骊山是秦始皇阿房宫和唐玄宗华清官之地。秦始皇即位修造陵墓于骊山附近，役徒七十万，唐玄宗又大兴土木作朝元阁于骊山之上。诗人指出：“咫尺秦陵是商鉴，朝元何必苦跻攀！”事实上，北宋王朝并未吸取前朝的历史教训，仍然粉饰升平，充实后官，大修陵墓，精造苑囿，沿着前朝的覆辙走去。因此，苏轼的政治讽喻目的是很明显的。虽然这两组诗艺术上无较大突破，但其现实意义较强，也是苏诗佳作。　　苏轼是一位抒情诗人，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是以抒情的方式传达出来的，他善于发掘题材的新的意义，而且习惯于将诗意提炼到具有哲理的深度。他像天才诗人李白那样，诗句喷涌如泉水，自然流出，没有刻意的斧凿痕迹；词语和事典，“信手拈来俱天成”。苏轼襟怀宽广、学识渊博，其诗意境开阔，能从宏观着眼，大处起笔，笔锋纵横宛转，处处表现出诗人识别的精微和艺术感觉的灵敏。诗人的非凡才气又使他的诗有卖弄才学和求奇的特点，冷僻的事典、佛书杂说、怪字险韵在他的笔下任其驱使，故使其诗时见奇险。所有这些，都突出地表现了苏诗特有的艺术个性。凤翔诗作已经鲜明地展示出来了。前人以为苏诗的“气格”成就于凤翔时期，施元之编年苏诗以凤翔诗为冠，都可说明苏诗的艺术风格从这时开始形成了。　　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4）正月，苏轼三十岁，凤翔任满还朝，差判登闻鼓院。二月，英宗召苏轼参加学士院考试，人三等，直史馆。五月，苏轼妻王弗卒。次年（1065）四月，父苏洵卒。六月，奉敕具舟载丧归蜀，由汴入淮，溯江而上。治平四年（1066）四月，归蜀服父丧。神宗熙宁元年（1068），父丧终制，苏轼与王弗堂妹王闰之结婚。十二月北行赴京，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还朝。还朝之时正值王安石变法之始，苏轼从自己的政治改革观点出发，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从此卷入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熙宁三年（1070），苏轼写了长篇奏议《上神宗皇帝书》与《再上皇帝书》（《东坡奏议集》卷一），全面地批评王安石新法，而且预言：“若力行而不已，则大乱随之。”熙宁四年（1071），苏轼遭到王安石等的排斥和谢景温的诬陷，乞求补外，六月得到通判杭州之命，七月出都赴任，十月抵扬州。这段时期，苏轼因居丧、困于烦琐事务和纠缠于政治斗争，作诗仅五十六首，是其整个创作活动中作诗*少之时。这些诗作在艺术风格上是凤翔诗的继续，但是由于激烈的政治斗争对苏轼创作的影响，其诗风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凤翔诗中已具的意境恣肆的特点，这时则更为恣肆，开始放笔快意，即前人所谓的“纵笔”，有似书法中笔酣墨畅、体态飞舞的狂草。其诗可以自由地宣泄诗人的激情，尽情地逞才使气。《石苍舒醉墨堂》乃论草书之诗，“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倪令人愁。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诗中既赞美草书的“神迅”，又指出它“惝倪”的缺陷；称许友人的雅好，又以为它是一种病癖。这正如《次韵子由论书》，是带揶揄意味的戏笔，意极语尽。王文诰以为苏诗之纵笔“实发端于此诗”（《苏轼诗集》卷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