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帝国-罗兰·巴尔特文集

破门而入的意义

俳句有那么点变幻不定的特质，人们总以为自己可以很容易地创作俳句。有人认为，有什么比这样的（来自与谢芜村与谢芜村（Yosa Buson，1716—1784），本姓谷口或谷，号“芜村”。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俳句诗人、画家。）即兴书写更容易的呢？

秋夜，
我只想念
父母。

俳句让人渴望。多少西方读者梦想着手拿记事本，漫步人生，记下这里那里的“印象”，好像简短就能保证完美，朴实就证明了深邃（这依照的是一个双重神话：一个是古典的，它使简明成为艺术的见证；一个是浪漫主义的，它视即兴之作为**真理）。俳句明白易懂，但无所意味。正是以此双重状态，俳句似乎以一种特别无拘束、特别殷勤的方式，为意义提供了有如彬彬有礼的东道主的样式，能让你带着你的疯狂、价值和符号，宽绰有余地安居其中。俳句的“不在场”特质（既像人们所说的不现实的智者，又像人们所说的外出旅行的房主），昭示着引诱，召唤着擅闯，一言以蔽之，就是呼唤着对意义的强烈觊觎。俳句（在我们的翻译中）摆脱了格律限制，似乎将珍贵的、必不可少的、像财富（机遇和金钱）一样令人向往的意义廉价地、大量地、按需地给予我们。人们会说，在俳句中，象征、隐喻和忠告不费吹灰之力：寥寥数语，就能呈现一幅图景、一种感情——我们的文学通常在这里需要一首诗、一个进展或（在这种简练的类型中）一个精雕细琢的思想，简言之，需要许多修辞功夫。俳句似乎也能给予西方人那些其自身文学拒绝赋予的权利和不愿给予的便利。俳句会说，你有权写琐碎、简短和平常的东西。将你的所见、所感放入语词细薄的境域中，你会感到兴致盎然。你有权自己（并由自身出发）建立你自己的权威。你的句子，不管它是怎样的，都将说出一个忠告、释放一种象征，你也会是深刻的。花费*小的力气，你的写作也是完满的。

西方人以专横宗教（按人口强加施洗）的方式，让一切沾上意义。语言的对象（用言说构成）显然就是那些权利皈依者：语言中的**意义以换喻的方式召唤话语中的第二意义，而这一召唤具有普遍价值。我们［西方人］有两种让话语免遭无意义之耻的方式，而且我们让（处于所有无用之物——可以让人看到语言的空洞——狂热填塞之中的）陈述（énonciatin）系统性地服从于这些音义关系（significations，或种种主动的符号制造）中的一个或另一个：象征和推理、隐喻和三段论。俳句的命题总是简单、日常，简言之，就是句法正确（就像语言学的说法）。俳句被［西方人］拉入这两个意义帝国中的一个。它像是一种“诗”，有人就把它放在符合所谓“诗情”一般感情法则的那部分（对我们来说，诗通常是“散漫者”“不可言喻之物”“感性物”的符号表现，属于无法分类的感受那个类别）。它说的是“浓缩的情感”“绝妙瞬间的真诚记录”，且尤其是“寂静”（这个寂静对我们来说，就是充满语言的征兆）。有人（内藤丈草内藤丈草（Naitō Jōsō，1662—1704），江户时代的俳句诗人，松尾芭蕉的得意弟子，*得芭蕉的清寂之味，为“蕉门十哲”之一。）写道：

多少人
穿梭秋雨
走过濑田桥！

人们就从中看到时间流逝的景象。另有人（松尾芭蕉）写道：

我沿山间小路走来。
啊！这真美妙！
一朵紫罗兰！

［人们就认为］这是他遇到了一位佛家隐士，“德之花”，且接下来如此这般。［这里，］每一句都是由负载着象征符号的西方评论者所赋予的。甚或，人们无论如何要在俳句（由五音节、七音节和五音节组成）的三行诗节中看到三阶段（起笔、悬念、结尾）的三段论式布局：

闲寂古池旁
青蛙跳入水中央
扑通一声响。

（在这一特别的三段论中，其内容是强行包含进去的：为了容纳其中，必须较小的跳入较大的之中）。当然，如果有人要抛弃隐喻或三段论，评论就是不可能的：谈论俳句，就会变成纯粹简单的重复。松尾芭蕉的一位评论者曾对其下面这首诗作了天真注释：

已经四点……
我九度起床
赏月。

这位评论者说：“月亮太美，诗人反复起床，在窗前凝视月亮。”破译、形式化或同义反复，我们［西方人］的阐释途径注定要穿破意义，也就是通过破门而入引进意义——而不是摇晃它，让它掉下来，就像对待禅修者面对心印（koan），那反复咀嚼荒谬的牙齿一样——因此，这样的阐释途径只能是错过俳句。因为这里的阅读功夫是悬搁语言，而不是煽动语言——俳句大师松尾芭蕉似乎正好深悉此事的难度和必要性：

他如此奇妙
见闪电
而不谓“生如蜉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