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大亨

**章 虽说我从没上过银幕，我却是在电影里长大的。鲁道夫·瓦伦蒂诺还来参加过我5 岁的生日宴会呢——他们跟我说大概是这样的。我把这些记录下来只是想说明，即使在我还不谙世事的年龄，我在所处的位置上就可以纵观时代的滚滚车轮了。 我以前本打算写一本回忆录的，书名就叫《制片商的女儿》，可是在18 岁那个年龄哪有时间来干这些事呢？没写也好——写出来也会像洛莉·帕森斯的专栏文章一样，索然寡味。我父亲是从事电影业的，这就跟别人是从事棉花业或者钢铁业的一样，我淡然处之。无论好莱坞怎么糟糕，我大不了像被指派到闹鬼的屋子里去的鬼怪，逆来顺受就是了。我知道你会怎么想，可我偏偏害怕不起来。 这话说起来容易，可要别人理解就难了。我在本宁顿学院上学的时候，那里的一些英文老师装得对好莱坞和那里制作的电影漠不关心，实际上却恨死它了。这种仇恨是如此之深，就好像好莱坞会要了他们的命似的。甚至在此之前，当我还在修道院里上学时，就有一位和蔼可亲的小个子修女向我索要过一个电影脚本，她说，她是怎么教学生们写散文和小说的，她就要“怎么教她们写电影剧本”。我把那个脚本给了她，我猜想她左也为难，右也为难，不过她在课堂上从没提起过这个事，后来她满脸惊慌恼火地把本子还给了我，没做一句评论。我想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的际遇也会相差无几吧。 你可以跟我一样想当然地认为好莱坞就是好莱坞，你也可以采取我们对待所有不理解的东西的态度，对它鄙夷不屑。其实好莱坞还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有点模糊和闪烁罢了。真正能把解答电影之谜的整个方程式记在脑子里的人不会超过半打。也许对一个女人来说，真实地了解好莱坞的运行机制的*佳方法，莫过于去了解这其中的一个男人。 我是在飞机上开始了解这个世界的。从中学到大学，父亲一直让我们乘飞机飞来飞去。我上大学三年级时姐姐去世了，此后我就独自一人飞来飞去，这样的旅程总是让我想起她，使我心中有几分沉重和抑郁。有的时候我会在飞机上遇到我认识的电影界的人，偶尔还会遇到令人心仪的男大学生——不过在大萧条时代这样的机会并不多。飞行途中我很少真的睡着，由于心中想着埃莉诺姐姐，加上东海岸到西海岸之间那种强烈的割裂感——所以，至少在我们离开田纳西那些孤零零的小机场之前，我是不会入睡的。 这次飞行颠簸得非常厉害，乘客们早早地分成了两拨，一拨是那些立马就睡觉的，另一拨是那些压根儿就不想睡觉的。在我对面有两个乘客就属于后一拨，而且从他们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非常肯定他们是从好莱坞来的——其中一个看样子就知道，他是一个中年犹太人，一会儿紧张而兴奋地说着话，一会儿悲伤而沉默地在那里蹲坐着，好像随时准备从飞机上跳下去；另一个是个脸色苍白，相貌平平，身体健壮，30 岁开外的男子，我敢肯定我以前见过他。他也许去过我们家吧。但他去的时候可能我还是个小孩子，所以他没认出我来我也没生气。 女乘务员长得高挑，俊俏，皮肤黑得发亮，正是人们趋之若鹜的那种类型——她问我是否可以帮我整理一下铺位。“对了，亲爱的，你是要一颗阿司匹林，”她靠在座椅的边上，随 着6 月的飓风不由自主地来回摇晃，“还是要一颗宁比泰？” “不用了。” “我一直在忙着照顾别人，还没来得及问你。”她在我身边坐下，扣上我们俩的安全带，“要口香糖吗？”听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我嘴里的一块已经嚼了几个小时，早该吐掉了。我撕下一页杂志将它裹起来，丢进了自动烟灰缸里。“懂规矩的人我一眼就分得出来，”乘务员称赞说，“只要看他们是不是先把口香糖包起来再放进去。”我们在半明半暗、摇摇晃晃的机舱坐了一会。机舱里就像午饭与晚饭之间的黄昏时分的一家时髦餐馆。我们都在消磨时间——而又没有明确的目的。我想即使是乘务员也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她和我聊起了一个我认识的女演员，两年前她曾经跟她一道飞往西部。当时正值大萧条步入低谷的时候，年轻女演员不停地望着窗外，那聚精会神的样子使得乘务员生怕她想跳下去。不过看起来她害怕的不是贫穷，而只是革命。 “我知道妈妈和我准备干什么去，”她对乘务员说了真心话。“我们准备去黄石公园，我们去那里仅仅是为了等这场风暴过去。然后我们再回来。他们不杀害艺术家的——你说对吧？” 这一说法让我高兴起来。眼前浮现出一幅优美的画面，善良的托利熊们给女演员和她妈妈拿来了蜂蜜供她们食用，温顺的小鹿们也从鹿妈妈那里拿来了他们吃不完的奶，到了晚上就依偎她们身边，给她们当枕头。接着，我也告诉乘务员说，在那段美好的日子里的一个晚上，律师和导演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父亲。如果补助金大军占领了华盛顿，律师在萨克拉门托河里藏了一条小船，他们可以逆流而上，去上游躲避几个月再回来，“因为发生革命之后，总是需要律师来处理那些法律事务的。” 导演心中则多一些失败情绪。他准备好了一套旧外套、旧衬衫和旧鞋子——他从没说过这些东西是他自己的，还是从道具部门拿来的——他准备乔装打扮成普通百姓。我记得父亲对他说：“可是他们会检查你那双手啊。他们一看就知道你好多年没干过体力活了。他们还会检查你的工会卡。”我至今还记得导演的脸变得多么惨白，记得他吃甜点时心情是多么的沮丧，记得他说的那些话是多么的滑稽和可怜。 “你父亲是演员吗，布拉迪小姐？”乘务员问道，“我肯定听到过这个名字。” 听到布拉迪这个名字，过道那边的那两个男子抬起头来。斜眼看人——这就是好莱坞人的眼神，这眼神好像永远是从肩膀上投过来的。接着，那个苍白、壮实的年轻人解开了安全带，站在我们旁边的过道里。 “你是塞西莉亚·布雷迪吧？”他用责怪的口吻质问，好像我一直在瞒着他似的，“我刚才还在想我认识你。我叫怀利·怀特。” 他顶好省掉这句——因为就在此时，另一个声音说道：“走路小心，怀利！”只见另一个男子在过道里与他擦肩而过，朝驾驶舱方向跑去。怀利·怀特愣了一下，回过神来朝着他背后顶了一句： “我只听从机长的命令。” 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是好莱坞的权贵与随从之间打趣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