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乌托邦思想研究

人们必须为不可能的东西而不懈奋斗，否则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
人为什么活着？应当以何种方式活着？什么样的生活，才符合人之为人的存在？什么样的社会才能提供这种生活样态……这些人类思想中不断产生的疑问，穿过历史时空，永恒地叩问着人类灵魂。正是这种思想的自我追问，才使人具有了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为实现美好未来社会，人类提出过各式各样富有深度的方案和制度设计，其中，乌托邦是*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它对未来希望图景的描绘，调动着人类自身天性中*为丰富的部分，使之超越了丑恶和黑暗划定的界限。
然而，与理想化的落幕相伴，如今乌托邦的地位却一落千丈。它真的陷入不能自拔之中了吗？如果我们肯定这一答案，为什么它的踪迹贯穿历史千年，它的见解遍布世界各地，围绕它的论争不断，对它的褒贬毁誉不绝？由此看来，它绝没有也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也绝不是罪恶深重而应当弃绝。但是，何以它如此遭人唾弃？何以它如此落寞孤寂？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世人对其的误读误介有关。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是什么？在当下还有何价值？它怎样才能吸引人们重新理解并接受？
人们在讨伐传统乌托邦的负面效应后，是否也应公正评价它的积极因素？是否也应立足当代视野，发现新的乌托邦存在形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深入挖掘，是乌托邦研究整体发展中的关键一环，重视这一研究重镇，推进乌托邦思想的整体发展，是学界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研究意义
乌托邦是一个源流长久而又丰富的复杂主题，想全面厘清乌托邦理论的相关问题是不太可能的。如今乌托邦理论的发展态势，已由传统理论领域，向各个分支学科延伸，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是传统乌托邦理论的新形态，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深刻批判后的理论结晶。
近年来，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界得到密切关注，国内学者在留心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乌托邦思想的同时，也对在阐释和译介中的乌托邦概念运用有所疑虑。乌托邦概念不再局限在完美而不可能的意义上，而是出现了进一步泛化的趋势，学界和日常的误读性使用越发多元，有必要重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中加以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传入，对于解决中国自身发展的种种困境，是不无裨益的。但是，其中一些问题还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澄清，甚至会出现理论上的冲撞。由于其理论内在所要解答的诱惑与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之间有较为直接的对应关系。
有学者指出，在100年来的汉语语境中，“工业化”一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信仰，而不是反思的对象。在很长的历史时段内，普通的中国民众所追求的乌托邦恐怕还是一个至善的政治国家，而不是一个消除了人的异化的和谐社会。
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所回应的问题性质，虽具有发达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时代的特殊性，但其理论的出发点及归宿，都建基于对人本身及其所处历史时代的关注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的普遍意味，又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某种密切关联。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是当今社会病理学的内在诊断书。当代乌托邦的理论发生及其功能作用发挥，引发出对当今中国命运的启示。由于文化传统出现的暂时性断层，在病态的市场化秩序里奔走，比起历史上任一时期，生活在中国当下的人们，离乌托邦精神的距离越发遥远。与此同时，和谐力量缺乏的社会现实，又是乌托邦得以新生的温床。那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应当怎样看待乌托邦在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乌托邦又能以怎样的姿态面向中国未来？
本书是国内**次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乌托邦思想的梳理和概括，旨在了解现有乌托邦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新质特征与传统特征之间的对比和分析，尽可能全面地厘清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中，乌托邦理论发展脉络和逻辑演进，并借助于对此的分析，澄清相互关联的理论困惑，进入政治现象和某些意识形态的背后，重新理解人类这种独具的超越性和创造力，进而深入到人类纷繁变迁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直面现实生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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