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哀祭文体研究

一、古代文体分类
中国古代关于文体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渊源已久，一直受到历代学者们的重视。*早的文体辨析思想可以上溯到《诗经》，风、雅、颂就是按照某种标准试图对诗歌进行分类的。《尚书》中的文章分为典、谟、训、诰、誓、命等名目，也是一种对文辞的分门列类。《左传》更是直接载有多种古代文体名目，如命、誓、盟、祷、谏、让、书、对等。先秦其他典籍中也保留有一些文体的名目，如《周礼》中的“大祝作六辞”，有祠、命、诰、会、祷、诔六种文体类型，《周易》中的卦论和爻辞中也保留了论、说、辞、序等文体雏形。考察先秦时期出现的文体分类，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体辨析不是以辨析文体为出发点的专门分门别类，而是出于实际政治生活的需要而自发产生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早期社会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生成大量具有实用性的社会行为，而相伴而生的言辞是作为社会功能行为的组成部分出现的，随着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技巧逐渐增强，包容着言辞的大量社会功能行为在不同历史时期阶段的行为意义也发生了转化，文体观念逐渐孕育。
真正开始有意识地对文体进行辨析的是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虽然刘向、刘歆父子的原作已经亡佚，但根据《汉书?艺文志》中关于《七略》的概况，还是可以看出“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5页。的分类原则。《诗赋略》中分诗赋为五种，其中赋为四家，分为屈原赋类、陆贾赋类、孙卿赋类、客主赋类；歌诗为一家，共五种。他们的文献分类观念标志着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意识的萌生。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蔡邕的《独断》是*早的文体学研究专著。刘跃进：“从现存资料来看，有关文体研究的论著，当以蔡邕《独断》为*早。”参见《〈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文学遗产》2002（5）；张方：“以此为准，后汉蔡邕或可成为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创导之人。”参见《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独断》始见于《后汉书?蔡邕传》，其中所列的文体分为皇帝发布的诏书和大臣呈递的奏章两种，皆是处理朝政大事时使用的文类，共有策书、制书、诏书、戒书、章、奏、表、驳议八种文体，“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反数百事”〔宋〕王应麟：《玉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51。，一一说明其体式和用途。与蔡邕同时代的刘熙编著的《释名》，也是一部考释事物名称兼及文体名实辨析的著作，《释名序》云：“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东汉〕刘熙撰，〔清〕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序言第1页。《释名》卷6《释书契第十九》和《释典艺第二十》中，训释了奏、檄、谒、符、传、券、策书、启、书、告、表、诗、赋、诏书、论、赞、铭、碑等文体，其中涉及的对文体名称及其内涵、外延的考辨，体现出鲜明的辨体意识，但是，“这种辨体意识更多地指向遵循文体功能进行文章写作，即如何因体作文或作文得体，而不是指向以篇归类的类别区分，因此尚属于文体形态学的范畴”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