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杂文二集

这一本的编辑的体例，是和前一本相同的，也是按照着写作的时候。凡在刊物上发表之作，上半年也都经过官厅的检查，大约总不免有些删削，不过我懒于一一校对，加上黑点为记了。只要看过前一本，就可以明白犯官忌的是那些话。
被全篇禁止的有两篇：一篇是《什么是讽刺》，为文学社的(《文学百题》而作，印出来时，变了一个“缺”字；一篇是(《从帮忙到扯淡》，为《文学论坛))而作，至今无踪无影，连“缺”字也没有了。
为了写作者和检查者的关系，使我间接的知道了检查官，有时颇为佩服。他们的嗅觉是很灵敏的。我那一篇(《从帮忙到扯淡》，原在指那些唱导什么儿童年，妇女年，读经救国，敬老正俗，中国本位文化，第三种人文艺等等的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学士，从已经不会帮忙，只能扯淡这方面看起来，确也应该禁止的，因为实在看得太明，说得太透。别人大约也和我一样的佩服，所以早有文学家做了检查官的风传，致使苏汶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的(《大晚报》上发表了这样的公开信：
“《火炬》编辑先生大鉴：
顷读本月四日贵刊‘文学评论’专号，载署名闻问君的《文学杂谈》一文，中有——
‘据道路传闻苏汶先生有以七十元一月之薪金弹
冠人××(照录原文)会消息，可知文艺虽不受时
空限制，却颇受“大洋”限制了。’等语，闻之不胜愤慨。汶于近数年来，绝未加入任何会工作，并除以编辑《现代杂志》及卖稿糊口外，亦未受任何组织之分文薪金。所谓入××会云云，虽经×报谣传，均以一笑置之，不料素以态度公允见称之贵刊，亦复信此谰言，披诸报端，则殊有令人不能已于言者。汶为爱护贵刊起见，用特申函奉达，尚祈将原书赐登*近贵刊，以明真相是幸。专此敬颂编安。
苏汶(杜衡)谨上。十二月五日。”
一来就说作者得了不正当的钱是近来文坛上的老例，我被人传说拿着卢布就有四五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以后，这才将卢布说取消，换上了“亲日”的更加新鲜的罪状。我是一向不“为爱护贵刊起见”的，所以从不寄一封辨正信。不料越来越滥，竟谣到苏汶先生头上去了，可见谣言多的地方，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但由我的经验说起来，检查官之“爱护”“第三种人”，却似乎是真的，我去年所写的文章，有两篇冒犯了他们，一篇被删掉(《病后杂谈之余》)，一篇被禁止(《脸谱臆测》)了。也许还有类于这些的事，所以令人猜为“入××(照录原文)会”了罢。这真应该“不胜愤慨”，没有受惯奚落的作家，是无怪其然的。
然而在对于真的造谣，毫不为怪的社会里，对于真的收贿，也就毫不为怪。如果收贿会受制裁的社会，也就要制裁妄造收贿的谣言的人们。所以用造谣来伤害作家的期刊，它只能作报销，在实际上很少功效。
其中的四篇，原是用日本文写的，现在自己译出，并且对于中国的读者，还有应该说明的地方——
一，《活中国的姿态》的序文里，我在对于“支那通”加以讥刺，且说明日本人的喜欢结论，语意之间好像笑着他们的粗疏。然而这脾气是也有长处的，他们的急于寻求结论，是因为急于实行的缘故，我们不应该笑一笑就完。
如此善政，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出版家也显出孤苦零丁模样，据说：这“一秉大公”的“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见了，拿了稿子，竞走投无路。
那么，不是还我自由，飘飘然了么?并不是的。未有此会以前，出版家倒还有一点自己的脊梁，但已有此会而不见之后，却真觉得有些摇摇摆摆。大抵的农民，都能够自己过活，然而奥国和俄国解放农奴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却哭起来了，因为失了依靠，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活。况且我们的出版家并非单是“失了依靠”，乃是遇到恢复了某甲先生献策以前的状态，又会扣留，查禁，封门，危险得很。而且除怕被指为“反动文字”以外，又得怕违反“敦睦邦交令”了。已被“训”成软骨症的出版界，又加上了一副重担，当局对于内交，又未必肯怎么“敦睦”，而“礼让为国”，也急于“体恤商艰”，所以我想，自有“审查会”而又不见之后，出版界的一大部份，倒真的成了孤哀子了。
所以现在的书报，倘不是先行接洽，特准激昂，就只好一味含胡，但求无过，除此之外，是依然会有先前一样的危险，挨到木棍，撕去照会的。
评论者倘不了解以上的大略，就不能批评近三年来的文坛。即使批评了，也很难中肯。
我在这一年中，日报上并没有投稿。凡是发表的，自然是含胡的居多。这是带着枷锁的跳舞，当然只足发笑的。但在我自己，却是一个纪念，一年完了，过而存之，长长短短，共四十七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夜半至一月一日晨，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