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与历史十五讲

　　《心理与历史十五讲》：　　二、社会心理与历史研究　　社会心理，尤其是社会认知心理对历史研究、历史著述等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史家的认识、史家的情感，都不可能离开社会而产生，史家的心理不过是社会心理的具体化和个别化而已，史家作为人，除了具有“社会人”的共性这一面外，也不可否认还存在着个人属性和个人心理。但从总体而论，史家生活于社会之中，其心理总是必不可免地要受到种种社会心理现象，诸如社会情绪、风俗习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等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具体说来，社会心理对历史认知和历史撰述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心理影响历史研究的方向和课题的选择。　　历史研究固然不像文学、艺术、哲学那样直接受制于社会心理，但并不是说历史研究丝毫不受社会心理的影响。从东西方史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历史学每向前跨进一步，都与其时的社会心理和时代思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艺复兴时期，追求自由、平等、权力和“人所具有的我也有”的人文主义思潮席卷西欧，人们从中世纪的“黑暗”中醒悟过来，那种强烈抨击封建制度和神学禁欲主义的精神与勇气，激励着人们对过去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文化传统重新进行评价和审视，希望借助灿烂的希腊罗马文化来论证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正确性。这种大众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审美倾向折射到史学领域，引起了史学的新变革，一批卓越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应运而生。他们冲破了基督教神学的束缚，鄙弃那种虚妄的、禁锢人心的宗教史观，反对把《圣经》中那些荒诞无稽的传说当做历史，反对那种以犹太史和教会史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用古代的传统来改变中世纪的传统，他们把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奉为楷模，到处搜寻波里比阿、李维、普鲁塔克、塔西佗等大历史学家的遗稿及其著作抄本，将之注释刊布，以广流传。同时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以及意大利佛罗伦萨城邦的历史文化一时成为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和志向。而且由于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着眼于“人”和“人的事业”，认为历史应当记载“人事”，应当探求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应当以垂训为目的，因此他们特别重视政治史和军事史。这种研究趋向与当时的人文思潮和社会心理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也有类似情形。对于学风与社会心理的关系，钱穆先生有过精当的分析：“清代学风的新趋势，集中到博学派。他们注意在已往历史文献中发掘实学，却疏忽了在当前现实社会中培植活人。满清政权不断高压，书院讲学精神再难复兴，而反政府的潜流，则仍隐藏在博学派之内心。晚期遗老都尚注意政治社会一切问题，求在过去历史中诊寝利病，定新方案，期待兴王，不幸而他们的理想时期，迟不出现，渐渐此希望黯淡迷糊，博学派遂转以古经籍之研萦为对象。……他们的治学精神，其实有些近似元代，都在钻牛角尖，走向一角落。远离人生，逃避政治社会之现实中心。近人推崇清儒治学方法，认为接近西方科学精神，但他们已远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旧路向。看轻了政治性、社会性、历史性、宗教性，而偏向于纯学术，换言之，则是脱离了人文中心，仅是为学术而学术了。”　　如果说在古代交通通讯等大众传媒尚不发达，社会尚处在封闭落后状态，史学的发展变化与社会心理的关系还不太密切的话，那么，到了近现代，情形就大大不同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的种种危机造成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一方面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被宰割被瓜分的危机感笼罩在国人的心头；另一方面清政府腐败无能，既不能组织人民御敌于国门之外，又不能采取有效的自救措施以“自立”“自强”。愤怒、屈辱、自尊和要求自救自强的欲望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在他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武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愿望之前，借历史以启迪人心、激发民智民情，成了“先知先觉者”的得力工具。整个民族、整个中国社会开始自觉地反思历史，社会群体的需要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当时人们开始研究中国的边疆史、历代战争史、革命史、西方各国文明或发迹史……史学的范围扩大了，不仅有社会革命和变迁史，而且还有社会衰亡史、兴盛史；不仅有中外交通和关系史，而且还有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发展史。历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一人一事，一区一域，而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整体的历史考察，近代历史学开始向多样化、专门化、理论化和实用性方向发展。但由于中国近代是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随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剧烈的震荡，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像雷奔电驰般，越过了欧洲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行程。正如有些论者所说：“一方面就使整个思想带有浮光掠影的特征，对好些问题经常一掠而过，未能得到广泛深入的开展，未能产生比较成熟、系统、深刻的思想体系，在理论领域显得肤浅、贫乏和杂乱；但是，另一方面这又使思想紧紧随着时代急迫课题迅速前进，密切联系了人民生活中的重大实际问题。”历史学也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变得实际、肤浅、贫乏、武断，缺乏深度、力度和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