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1949年-现代中学国文教育简史

　　《现代中学国文教育简史（1904-1949年）》：　　在十七岁时丈夫就去世了，但她性格严毅拒不改嫁，历尽艰辛以孝治家、抚育儿孙。而方孝孺《郑君妻洪氏墓铭》则描述了贤妻洪媛，她婆婆长年有病，“嫒节适饱饥寒燠，调汤药，扶持卧起，虽久不踅去左右”。战乱期间，也不抛弃病床上的婆婆，“死则与姑俱死耳，敢他之乎”？　　这些慈母贤妻形象是古代封建伦理观念中的模范，也是清末贤妻良母教育思潮的缩影。清末时的贤母良妻完全从男子的方便方面着眼，并非以女子的天禀为本，即教育者对于女子只因为其要做男子的妻与母而施以教育，而不任女子本身有与男子对立的人格，只视之为男子的附属物。①从表1-4中，教科书中还选人了陈宏谋《教女遗规序》一文，该文首先谈到了男女之别在于“当其甫离襁褓，养护深闺，非若男子出就外傅，有师友之切磋，诗书之浸灌也。父母虽甚爱之，亦不过于起居服食之间，加意体恤，及其长也，为之教针黹，备装奁而已”。随后讲到了女子教育的目的，“犹不尽至于背理而伤道。且有克敦大义，足以扶植伦纪者”。*终期望达到的效果是“夫在家为女，出嫁为妇，生子为母。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教科书中入选的范哗《后汉书皇后纪论》，皆讲述了即使皇宫的女性也要各安其分：“夫人坐论妇礼，九嫔掌教四德，世妇主丧、祭、宾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寝。颁官分务，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记功书过。”又“西京吕、霍之事，并不叙人”。　　（2）烈女形象。表1-4中的烈女，不尽是恪守封建伦理的日常生活中的柔弱妇女，还描述了在外敌（或叛军）来犯时，以民族大义为重，置生命于不顾的刚毅女子。如李翱《高愍女碑》《杨烈妇传》刻画了藩镇叛乱中刚烈的妇女形象，她们面对叛军不惧自身安危，“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皆不免，何独生为！”“与其死于城上，不犹愈于家乎？”再如杜牧《窦列女传》中的窦桂娘，有勇有谋，“能得希烈，权也；姊先奇妻，智也；终能灭贼，不顾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禄位者，当希烈叛，与之上下者众矣，岂才力不足邪？盖义理苟至，虽一女子可以有成。”李白《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中的浣纱女，“伍胥东奔，乞食于此，女分壶浆”，当伍子胥嘱咐该女为其行踪保密时，女子“全人自沉，形与口灭。声动列国，义形壮士”。唐顺之《常熟县二烈祠记》中的孙翊妻，在丈夫被杀之后，“既见窘逼，于是藏机匿哀，阳许二凶以婚而缓其期，阴结故将为援。须二凶以婚人，而遂刃之，雪不共天之愤于闺闼杯酒之间。”皮日休《赵女传》中的赵氏，“一乳臭女子耳，继死请父命，孝也。自刑以盟言，信也。秉孝植性，高蹈于世，洁乎瑾瑜，不足为其真。芬乎苣兰，不足为其秀。与夫救危拯祸者远矣。今之士，见难不立其节，见安不偿其信者，其赵女之刑人乎？噫！后之修女史者，幸无忘耶！”　　该套教科书是1908年编辑出版的，而清政府于1906年颁布了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如果说慈母贤妻类选文符合“忠君、尊孔”原则，那么这类刚烈女性选文则符合了“尚武”原则，尤其要注意的是表1-4中的烈女形象，大多是“不事二朝”者而不是“不事二夫”者。在太平军起义刚刚被镇压，晚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形下，这种“不事二朝”的“忠勇”是符合当时统治阶层意志的。晚清政府希望把广大民众变为顺从的臣民，时刻准备着投入与敌人的战斗，必要时把他们武装成一支强大的军队以抗击内外威胁。①有感于近代中国积弱贫困，屡遭列强欺辱，众多晚清士人认为，国家练兵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国人须弘扬尚武精神，而*令晚清志士倾心的是“杀身成仁”，是对“流血”的崇拜，对“牺牲”的渴望，因其必死的信念，在*后一击中体现（鉴赏）生命的辉煌。②　　社会统治阶层的政治权力在课程法定中的运用主要表现在对课程计划、教学大纲及教科书的控制上，尤其是在教科书的编审上。教科书作为教师和学生进行知识授受的基本依据，在学校教育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多方面作用，从教科书的发展来看，正是由于它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世界各国政府部门对于教科书均有严格的管理与控制。③清末时期，由于当时社会的急剧变革，新式学堂的兴起，教科书问题成为清朝统治者的迫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