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易代之际的诗学观念与文化变迁

　　《近世易代之际的诗学观念与文化变迁》：　　性的偏向，不是正确理解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之道。“①还原与尊重近世文学生态，诗文应当是文坛中*先受重视的文体，尽管其他文体早已显示它们蓬勃发展的势头，但无论如何不应当遮蔽近世诗文发展的光辉，这理应是我们勾勒近世文学演变的基本认知。就此而论，吉川幸次郎之说对于扭转当下近世文学研究中韵偏颇，意义重大。近世易代诗学演变是一个传承与革新的过程，易代之际的社会生态和文化场域，赋予诗歌创作以别样的风采，它往往是救赎前朝诗学积弊、探寻发展新路的契机。近世的诗歌范式之争，至晚自严羽《沧浪诗话》批判宋诗之时就已经起步，其后，近世易代之际的文人，或就唐诗的审美特征，或立足于宋诗的文化品格，阐发各自的诗学理想，绘制符合时代发展的诗学演变图景。易代之际的社会转型、文人心态定位成为左右诗学走向的重要因素。”宋末元初的唐宋之辨，也体现出批评家在诗风不振的局势下力求摆脱困局的突围意识。“尽管自宋末永嘉四灵开始就倡导和呼唤唐音，但其毕竟很难从当下一片提倡教化、偏重议论的宋调中脱颖而出。宋诗的理性化和俗化倾向，以及江西诗派末流典故连篇、形象枯竭之弊，只有到了易代才有实质性的改变。从杂沓的宋调中重拾唐音，确是通过宋元易代才得以完成。朝代更替给予诗学原理以重新阐释的机遇，易代之际的诗学生态实现了文学思想的合理转型。　　源远流长的中国诗学大厦，有其自然地理环境和精神气候的因素，担负传承文明和礼仪教化的历代文人，其心态变迁是时代精神的具象反映。在左东岭的文化视野里，民族关系、理学观念与地域色彩是影响近世文学观念的三个基本因素：“朝代更替与民族关系构成近古政治变迁的鲜明特色，同时也对作家的文体选择与创作的审美风尚影响深远。”①伏脉于易代之际，继而左右一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和基本走向，并*终影响到文人的文化抉择，易代之际的文化生态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明清易代不亚于一场社会地震，强烈的文化认同差异促使诗人借以诗歌书写来记录活态的山河巨变，并以鲜明的批判精神来凸显文人的担当。痛心国事日非，明清易代之际的文人纷纷结社抗争，像以张溥、张采为盟主的复社，陈子龙、夏允彝组织的几社，他们大多在复古的旗帜下，奔走呐喊，创作了大量直面战斗烽火的诗篇，彰显士人气节和抒发炽热的情感。刘勇刚认为易代诗人陈子龙的诗歌是文化立场、时代精神和名士风度的多重反映：“他的古典主义审美理想，是对民族精神的召唤，积淀着深沉的民族文化心态。他崇儒复雅的诗学精神，既矫正了公安、竞陵的空虚肤廓，又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残酷现实下，溶入了时代精神。他的诗合英雄柔厚之美于一体，既沉郁苍凉，又绮艳动人；既显现了一种英雄人格，又涌动着名士人格的潜流。”②长歌当哭的情怀、慷慨激越的诗风，陈子龙的英雄人格谱写明清之际诗人不屈抗争的集体意识，也滋养了清初的诗学品格和经世致用精神。　　宋明理学是影响近世诗学的重要思想，这套近世形态的儒学系统深刻制约着诗人的立身处世、文化抉择。近世之前，良禽择木、良臣择主是很普泛的现象，绝少遗民群体或遗民意识。而自宋代以降，忠孝节义等观念已成为衡量文人道德底线的标尺，遗民与贰臣是拷问易代之际文人生存和文化抉择的重要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