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生丛书学林忆往

　　《学林忆往/文化人生丛书》：　　我亦有孤剑，植发望燕云——夏承焘先生的爱国情操　　一九三七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占领我国北方疆土之际，夏承焘（瞿禅）先生写有《水调歌头》一词。本文题目即词之末二句。此词虽为赠朝鲜志士而作，但也表露了瞿禅先生喷薄而出的投笔从戎、收复国土的爱国情操。　　前数年，《夏承焘词集》、《天风阁诗集》与《天风阁词集》先后出版，重新细读夏承焘（瞿禅）师的诗、词、日记，使我感到，夏老不仅是一代词宗，而且是爱国学者。　　瞿禅师的爱国情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彰善瘅恶。彰善，不惜辞费；瘅恶，不假宽贷。凡是抗敌活动，予以表彰；凡是降敌行为，则予以斥责。“九一八”事变以后，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的马占山，率部抗日，嫩江告捷时，瞿禅师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写有《贺新凉》词，说：“比伏波、铜柱尤奇绝。”将他比做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一九三二年二月，马占山一度降日。瞿禅师对他的态度立即改变，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记中写道：“闻马占山已软化，可恨可恨。”二月二十五日日记中又说：“此人乃末节不终，堪浩叹矣。”夏老还写有七绝《闻马氏变节后题》，准备将先前为其所作的《贺新凉》词删去。诗云：“传檄初看涕泪倾，临危何意堕家声。少卿降虏终非计，三叹重删苦战行。”此诗大意是说，马占山率部抗日之初，通电全国，有“谨以边荒一旅，先邦人而殉国”之语，辞气慷慨，催人泪下。而后来并未像马革裹尸的马援那样，反倒成为投降匈奴的李陵一类人，自堕家声。　　因此，作者颇以先前为之作《贺新凉》一词而懊悔，准备弃而不存。从这一词一诗当中，可以见出瞿禅先生即使对于同一个人，有善则彰之，有恶则瘅之。　　其次是取舍正确，是照顾故旧情谊，还是坚持民族气节，瞿禅先生了然于心而得宜于行。早在一九三四年，即“一·二八”事变后两年，一个词友邀瞿禅先生去上海一游，夏老在答诗中委婉地写道“娉婷不嫁名原赘，糠核能肥念莫灰”，劝其注意节操，不要因生活困苦而丧失意志。　　到了一九四一年，在为友人《春申避地图》题诗中，瞿禅先生更明确表示“祈死谁无分，偷生各有辞”，一面表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旦需要，应慷慨赴义；一面斥责一些友人，为自己的堕落变节，找出种种借口，开脱罪行。一九四二年又写有《水龙吟·皂泡》一词，直言斥觍颜事敌的词友绝无好下场。尽管瞿禅先生与某词友交谊深笃，但在民族大节方面却不含糊，一九四二年写的《洞仙歌》词中表示要与之决绝。在友谊与气节两者间，瞿禅师总是先民族气节后友人情谊，将友情从属于气节。　　再次是痛打落水狗，不讲无原则的忠恕之道。如对于公然投降伪满洲国的郑孝胥，瞿禅先生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即以史笔记其丑行：“中日皆备战甚亟，东省伪迁都长春，郑孝胥行三拜九叩礼。”寥寥几笔，即将他的丑恶灵魂剥露无遗。而在一九三九年作的《挽陈石遗翁二首》中又对之讥讽有加，“平生辽海鹤，出处莫相怜”，对郑孝胥“飞”到敌伪怀抱中的汉奸行为不屑一顾、不足齿数。至于对著作《花随圣人庵摭忆》的汉奸黄秋岳及其子黄晟，瞿禅师对他典见颜事敌、为虎作伥的汉奸行径更是深恶痛绝，嫉之如仇。黄秋岳颇能诗，瞿禅师曾拟选其诗之佳者印为一册，以秦桧墨迹为封面，题《黄汉奸诗钞》。夏老认为“骂此等人，使此等人遗臭千古，是忠厚之道，浑非刻薄”。　　*后是身体力行，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一·二八”事变后，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日记中，瞿禅师写道：“世变若此，恐无闭户读书之日矣。”此后，曾“拟舍词学而为振耻觉民文字”（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日记），感到“内忧外患如此，而予犹坐读无益于世之书，问心甚疚”，想“以俚言著一书，期于世道人心得裨补万一”（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日记）。及至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瞿禅先生又考虑“国难日亟，惟有与敌人拼命一途，思从郑教官学放枪”（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日记）。　　自然，瞿禅师并未投笔从戎，然而他毕竟以他力所能及的方式参加了抗日斗争。在教学中贯彻抗日内容，如一九三六年四月三十日上课时，以冀东殷汝耕伪政权为题，让学生作诗讨伐，夏老先成一首示范：“不归成逝水，东去尔何心。浴日天先压，回澜陆已沉。待摩斩蛟剑，相和渡辽吟。辛苦家山恨，鸱夷怒至今。，，　　除此以外，瞿禅师还以他的笔为抗日斗争出力，如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为浙江抗敌后援会写有《抗敌歌》，通俗易懂，可谓贯彻了以“俚言”作抗日文章的主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又写了《军歌》：“不战亦亡何不战？争此生死线。全中华人戴头前，全世界人刮目看。战！战！战！”表现了瞿禅先生抗战到底的坚决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