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2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2》：　　一、“大众化”追求与“化大众”目标　　文艺大众化与化大众追求和目的无疑是左翼文学精神的核体。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更加重视以文学的方式启蒙民众、教育民众、组织民众。瞿秋白当时就明确指出革命的文艺应该面向大众，宣传反帝主义，宣传推翻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统治③。鲁迅则以为“应该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④。在经历了“革命文学”论争和与梁实秋的“人性论”、苏汶的所谓“第三种人”、汪懋祖的“文言复兴”以及国民党鼓吹的“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等文学思想论争之后，与京派、海派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左翼文学，良好地厘清了文艺大众化的原则，并*终确立了文艺化大众的方向。以质朴无华的叙事语言真实客观地反映革命斗争现实、简洁明快的叙事结构等等，这些均是其时左翼文学*为重要的标志。　　从创作实绩上看，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浅显易懂的左翼文学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思想论争过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蒋光慈的“革命+恋爱”小说以及丁玲、叶紫、张天翼、艾芜等左翼作家创作的社会剖析小说便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想观念的倡导和影响之下产生的。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丁玲的《母亲》、叶紫的《丰收》等这些左翼文学作品均表现出某种共通的形态：一是摆脱了“五四”以来过分“欧化”的叙事语言，人民大众所熟悉的俚语、俗语、口语等被引入文艺作品之中；二是在创作手法上遵循便于大众理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熟稔地运用大众易于接受和理解的结构模式；三是通过书写帝国殖民和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来完成反帝反资的主题宣扬。左翼文学的这种理论追求和文学形态，有效地服务于以广大民众为中心的文学消费对象，其新的文学艺术样式和话语机制有效地完成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的启蒙预测，又持续影响着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　　对左翼文学观念及其创作精神的承继，柳青是自觉的。出生于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柳青，*早接受的就是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启蒙。还在念小学的柳青，当看到高年级同学带来的社会进化论读物、《党声》和大哥书箱底的《共产党宣言》等这些党性刊物之后，就已意识到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被剥削阶级所压迫①。中学时期，柳青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无产阶级革命活动之中，编辑带有明显马克思主义文学韵味的学生刊物，还通过自学试图翻译自己喜爱的俄国文学。20世纪30年代大量接触和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以及到延安之后的战地生活和教育干事等人生阅历，使得年轻的柳青及早地理解了广大底层民众的生活疾苦和广大共产主义革命者的革命热情，并形成了他书写底层，为底层民众呐喊和为革命者助威的文学创作理念。而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对柳青的影响则伴随终身，“文革”结束后柳青还声称：“粉碎‘四人帮’以后，老一代的作家都会重新拿起笔，新作家也会从生活里涌现出来，这是必然。我们的文艺生活将恢复正常。方向、道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讲清楚了，这不是新问题。”②众所周知，《讲话》本身就是以文艺的“大众化”和“化大众”为落脚点的，因此柳青的“方向”和“道路”显然也是如此。事实上，从创作之初起柳青就已有意识地践行着这一文艺观。其*早的小说《待车》叙述的是一群伤兵等待军官发放银子和火车的到来，或者返乡或者上北平进入“东北军残废军”的故事。在这篇一千多字的小说中，其叙述语言简洁而朴实，并在朴实无华之中传达着忧伤而又激愤的感情基调，林默涵当时就赞赏“柳青一开始写作就表现出他的描写生活的现实主义手法”③。　　从短篇集《地雷》直到史诗性作品《创业史》，柳青的创作无一例外不是在大众化的规训和返魅中进行。柳青文学作品的大众化叙事主要通过几个方面来完成。首先，他有效地发挥了秦地文化在文艺作品中的长处，尤其是秦地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秦地口语的熟稔运用不单体现在短篇集《地雷》里的八个短篇中，《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上、下部）这些长篇的话语结构方式也都是从秦地口语中提炼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