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上学人文存:第六辑:李国香卷

《陇上学人文存（李国香卷）》：　　从隋初始，长安就流行着三部龟兹乐，这即是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和土龟兹：　　“西国龟兹”，看来是正宗，成分比较纯正，有如原装货。　　“齐朝龟兹”，这是吕光灭龟兹后，带至凉州的乐舞，经北魏之手，而又辗转来到平城，北周灭北齐，各类伎乐又会于长安，故名。　　至于“土龟兹”，当是历代以来，经过各种渠道传人中原后，复经再创了的龟兹乐。同是龟兹乐，何以要分之为三，想当是有重大的差异。龟兹乐历经凉州、北魏、北齐、北周而隋及唐，发展繁荣，臻于极峰。这当中有两个根本原因：大批高层权贵欣赏，而又为“时俗所知”，也就是说，它有广泛的听众基础，更其重要的是历代以来，有不少名家如玄宗这样的人的喜爱、重视和推广，才终于达到了“不可复浣涤”的普遍程度。　　《唐六典·协律郎》谓：“龟兹：疏勒、高昌等地；皆有大曲”，这里所说的“大曲”，即以许多民歌和歌舞曲组成的套曲，或即木卡姆的前身或雏形。但在汉民族中，迄无一定的译名。至唐，始又起用“大曲”一名，如说是“套曲”，应为在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综合性音乐歌舞套曲。　　到了7、8世纪，突厥势力开始膨胀，他们的语言，极自然地成了新疆地区官方语言，甚至渗透到了音乐领域，如称“大曲”为“约杭趋依”，其中包括“艳”“趋”“乱”。而喀什地区却称“琼拉克曼”，它们基本上保持了木卡姆的曲式结构。唐代对西域音乐的偏爱，可谓到了家，还从制度上加以保证，由分而合，向着更高层次发展：把原有的十部乐，调整改建为二伎，即立部伎和坐部伎。骤看起来，这好像只是形式的差别，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及经深入分析，也很有名堂。既表示乐器分类上的需要，也有演奏技艺上的高低优劣问题。对此，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立部伎》一诗，充分阐明了立坐二部的本质问题：　　“……太常部伎有等级，堂上者坐堂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笙歌一声众侧耳，鼓笛百曲无人听。”　　“立部贱，坐部贵，坐部退为立部伎，击鼓吹笛和杂戏。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乐悬操雅音。”　　“立部伎有八部：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自破阵乐以下，皆配大鼓，并有龟兹之乐。坐部伎有六部：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破阵乐，自长寿乐以下，龙池乐除外，皆用龟兹乐。”　　两部之中，以龟兹乐为*盛行，它的地位，因而也就*高。“升胡部于堂上，使之坐奏。”　　五代时，全国混乱，兵连祸结，社会生产和农事濒临停顿，百业凋敝，两极分化严重。一方面统治阶级淫纵无度，一方面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大多数乐师无以为生，星云流散。原有唐代音乐大多销声。到了宋代，音乐又复繁荣。教坊演奏的唐代大曲约有四十余部，如梁州、石州、绿腰、薄媚、庆云乐、相遇乐等。唐代原有大曲的唱词，多是五、七言，到了宋代，为了适应乐曲的旋律和节奏的变化，歌词也随之而长短不一，任意增减，进行故事演述，大曲和杂剧结合，成了戏曲的主要构成部分。不但杂剧用大曲的音乐，剧名也往往标大曲的名称，如“莺莺六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