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教育出版社中国古代艺术风格论

　　《中国古代艺术风格论》：　　众所周知，司马迁得“江山之助”而成《史记》之“雄深雅健”。司马迁曾花费十年时间游历大半国土，史无前例，可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先驱。苏辙认为，“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正是由于“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说明自然山水为创作主体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精神养料，当人置身于美好的自然景色当中，人与自然心物交融，物我为一，进而直接影响到创作主体的审美情趣与创作风格。更为重要的是，创作主体在自然生命运动模式的陶冶下，外物与内心的相互作用，不仅停留于视野的扩大和审美情趣的提高，而是在“躬历山川”中考察古往今来历史文化变迁的轨迹，从而获得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的浩茫的历史意识和悲壮的使命感。　　不同的自然山水，给予人不同的审美感受，挺拔峻险的山峰给人以威严崇高之感，使人心生惧怕；潺潺流水给人轻柔和缓之感，使人心情舒畅；风雨侵蚀的碑刻给人以历经沧桑之感，使人心情沉重；云烟缭绕的山间给人以梦境之感，使人心驰神往……这些审美感受不断丰富着创作主体的审美情趣，进而外化为其创作的风格特色。唐代诗人李白对于自然山水情有独钟，他一生游兴浓厚，以自然万物为友朋，写下了无数山水情怀的诗篇，如《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赠裴十四》“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等。李白将自然山水作为情感交流的途径，每每登山临水，必感兴赋诗，自然山水也给予他无限的回报，使他思如泉涌，正如《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说“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个性自由、豪放不羁，因此对于自然山水的选择，也总喜欢具有非凡气势、震撼人心、崇高壮美的物象，《将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以抒发其豪迈雄逸的博大胸怀。杜甫也认为诗人应当接受广泛的美的陶冶，尤其是到大自然中游历，《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写道：“登临多物色，陶冶赖诗篇”，自然界中的山川、花草、溪流、夕阳、朝霞、彩虹、白云、明月以及各种各种神奇物色，不仅开阔了创作主体的审美视野，而且在大自然神奇妙造之美的熏陶下诱发出创作激情，正所谓“诗应有神助，无得及春游”，只有广泛地游历，艺术创作才能进入“放神八极外”的佳境。王羲之《兰亭诗》云：“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道出了艺术创作的精神根源。创作主体到大自然中寻求创意，使自然景物在主体的观照中焕发新的生命，在与主体情感的相互交融中，迸发出新的创造力。如，山水画在宋元时期获得高度发展，名家名作层出不穷，这是众多画家师法自然造化的结果。关仝的《秋山晚翠图》、董源的《夏山图》、巨然的《秋山问道图》、李成的《茂林远岫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天池石壁图》、王蒙《青卞隐居图》、赵孟頫《鹊华秋色图》等各具特色、风格迥异。如果不是基于创作者们对自然山水的饱游饫看，不是得“江山之助”的话，不会成为世代流传的经典名品。　　创作实践领域重视对自然山水的观照，同样体现于历代绘画理论著述当中。孙过庭“同自然之妙有”，荆浩“度物象而取真”，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郭熙“身即山川而取之”，王履的“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祝允明“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以及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等理论著述，可以见出自然造化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创作主体遍行各地名山大川，对不同地域、不同季节气候的自然山水予以多角度观照，加之无穷变化的大自然，“晓岚”“晚翠”“寒林”“夏山”“幽谷”等姿态万千、各有情调，不仅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而且常常被视为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精神寄托。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曾这样解释“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的原因：“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呜，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檐下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可见，游历山水或描绘自然山水是文人墨客用以标榜“清高”的途径，是寻求精神“自遣”“自娱”的方式。大自然不仅激发着创作主体的思绪和灵感，温暖着创作主体的灵魂，同时也使创作主体在自然中不断发现自我、调整自我、创造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