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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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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569923476
  • 装帧:简裝本
  • 版次:1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印刷次数:1
  • 开本:32开
  • 页数:216页
  • 出版时间:2018-05-01
  • 条形码:9787569923476 ; 978-7-5699-2347-6

内容简介

《闲情乐事》这一集子里收入的基本上都是“闲文”,由陈平原选编,搜集了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梁实秋、贾平凹等23位作家的所谓“士大夫趣味”作品,所收的43篇文章涵盖了“食”“衣”“住”“行”等更对中国文人口味的消闲之事,*后殿以一组忙闲之辩的文章。每一篇都是作家个体性情的自然流露,都是“生活的艺术”的散文小品。“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人生的精义就在于如何把握“忙”与“闲”之间这个颇为微妙的“度”。

前言

|导 读|
陈平原
收集在这里的基本上都是闲文。除了所写系人生琐事无关家国大业外,更在于文中几乎无处不在的闲情逸致。把善于消闲概括为“士大夫趣味”未必恰当,只不过文人确实于消闲外,更喜欢舞文弄墨谈消闲。谈消闲者未必真能消闲,可连消闲都不准谈的年代,感情的干枯粗疏与生活的单调乏味则可想而知。有那么三十年,此类闲文几乎绝迹,勉强找到的几篇,也都不尽如人意。说起来闲文也还真不好写,首先心境要宽松,意态要潇洒,文章才能有灵气。大文章有时还能造点假,散文小品则全是作家性情的自然流露,高低雅俗一目了然。当然,比起别的正经题目来,衣食住行、草木鸟兽乃至琴棋书画,无疑还是更对中国文人的口味。即使是在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也不难找到一批相当可读的谈论此类“生活的艺术”的散文小品。

“在中国,衣不妨污浊,居室不妨简陋,道路不妨泥泞,而独在吃上分毫不能马虎。衣食住行的四事之中,食的程度远高于其余一切,很不调和。中国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是口的文化。”这话是夏丏尊在1930年说的,半个世纪后读来仍觉颇为新鲜。唯一需要补充的是,不单普通中国人爱吃善吃,而且中国文人似乎也格外喜欢谈论吃——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小品中,谈论衣、住、行的佳作寥寥无几,而谈论吃的好文章却比比皆是。
对于烹调专家来说,这里讲究的“吃”简直不能算吃。显然,作家关心的不是吃的“内容”,而是吃的“形式”。更准确地说,是渗透在“吃”这一行为中的人情物理。说“他民族的鬼只要香花就满足了,而中国的鬼仍依旧非吃不可”,故祭祀时要献猪头乃至全羊全牛(夏丏尊《谈吃》);说中国人天上地下什么都敢吃,不过为了心理需要,“人们对于那些奇特的食品往往喜欢‘锡以嘉名’”(王了一《奇特的食物》);说理想的饮食方法是“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而这大概“在西洋不会被领解”(周作人《喝茶》)……这实际上探究的是体现在“食”上的民族文化心理。
正因为这样,谈论中国人“吃的艺术”的文章,基于其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大体上可分为两类:重在褒扬中国文化者,着力于表现中国人吃的情趣;重在批判国民性者,主要讽刺中国人吃的恶相。两者所使用的价值尺度不同,不过在承认中国人能吃而且借吃消闲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林语堂为洋派的抽烟卷辩护,不过说些“心旷神怡”或者“暗香浮动奇思涌发”之类着眼于实际效果的话(《我的戒烟》),哪及得上吴组缃所描述的那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的抽水烟:有胡子老伯伯吸烟时“表现了一种神韵,淳厚,圆润,老拙,有点像刘石庵的书法”;年轻美貌的婶子吸烟时“这风姿韵味自有一种秾纤柔媚之致,使你仿佛读到一章南唐词”;至于风流儒雅的先生吸烟时的神态,“这飘逸淡远的境界,岂不是有些近乎倪云林的山水”?你可以不欣赏乃至厌恶这种充满装饰意味的“生活的艺术”,可你不能不承认它自有其特点:它的真正效用并不在于过烟瘾,而是“一种闲逸生活的消遣与享受”(吴组缃《烟》)。实际上中国有特点的食物,多有这种“非功利”的纯为体味“闲中之趣”的意味,欣赏者、批判者都明白这一点。
夏丏尊怀疑“中国民族是否都从饿鬼道投胎而来”,因此才如此善吃(《谈吃》);丰子恺讥笑中国人甚具吃瓜子天才,“恐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吃瓜子》),自然都颇为恶谑。可跟同时代关于国民性讨论的文章比较,不难理解作者的苦衷。至于吴组缃厌恶跟“古老农业民族生活文化”联系在一起的“闲散的艺术化生活”(《烟》),阿英慨叹“不断的国内外炮火,竟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壶,和茶碗打碎”(《吃茶文学论》),更是跟待定时代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消闲”那是山人隐士的雅事,与为救亡图存而奋斗的新时代知识分子无缘,唯一的作用只能是销蚀斗志。这种反消闲的倾向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格外紧的年代里得到畸形的发展,烟茶之嗜好甚至成了治罪的根据。这就难怪邵燕祥要为一切饮茶者祝福:“但愿今后人们无论老少,都不必在像喝茶之类的问题上瞻前顾后,做‘*坏’条件的思想准备。”(《十载茶龄》)
其实,夏丏尊、丰子恺等人本性上又何尝真的不喜欢“消闲”,只不过为感时忧国故作决绝语。听丰子恺谈论吃酒的本旨乃为兴味为享乐而不求功利不求速醉,你才明白作家的真性情。而这种说法其实跟周作人关于茶食的诸多妙论没多少差别。在周氏看来,“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因而,喝不求解渴的酒与吃不求充饥的点心便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装点”(《北京的茶食》)。没这些当然也能活下去,可生活之干燥粗鄙与精美雅致的区别,正在这“无用的装点”上。所谓“‘忙里偷闲,苦中作乐’,不在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实不限于日本的茶道(周作人《喝茶》),中国人的饮食方式中也不乏此种情致。这里讲究的是饮食时的心境,而不是制作工艺的复杂或者原料之珍贵。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普普通通的家乡小吃,而不是满汉全席或者其他什么宫廷名馔。除了贾平凹所说的,于家乡小吃中“地方风味,人情世俗更体察入微”外(《陕西小吃小录》),更有认同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意味。靠挥金如土来维持饮食的“档次”,那是“暴发户”加“饕餮”,而不是真正的美食家。美食家当然不能为无米之炊,可追求的不是豪华奢侈,而是努力探寻家常饮馔中的真滋味全滋味。这一点,财大气粗的饕餮自然无法理解,即使当年批判“消闲”的斗士们也未必都能领会。周作人的喝清茶,丰子恺的品黄酒,贾平凹的觅食小吃,实在都说不上糜费,可享受者所获得的乐趣与情致,确又非常人所能领悟。
不过,话说回来,近百年风云变幻,这种以消闲为基调的饮食方式实在久违了,绝大部分人的口味和感觉都变得粗糙和迟钝起来,难得欣赏周作人那瓦屋纸窗清泉绿茶与素雅的陶瓷茶具。这点连提倡者也无可奈何。于是文中不免或多或少带点感伤与怀旧的味道,以及对“苦涩”的偏爱。周作人把爱喝苦茶解释为成年人的可怜之处,可我想下个世纪的中国人未必真能领悟这句话的份量——但愿如此。

比起“食”来,“衣”、“住”、“行”似乎都微不足道。二十世纪的中国文人对“食”的兴趣明显高于其他三者。难道作家们也信“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吃到肚里是真的”?抑或中国过分发达的“食文化”对其“兄弟”造成了不必要的抑制?可纵观历史,则又未必。或许这里用得上时下一句“名言”:越是乱世,越是能吃。战乱年代对服饰、居室的讲究明显降到*低限度,而流浪四方与旅游观光也不是一回事,可就是“吃”走到哪儿都忘不了,而且都能发挥水平。有那么三十年虽说不打仗,但讲究穿着成了资产阶级的标志,更不用说花钱走路这一“有闲阶级的陋习”,唯有关起门来吃谁也管不着,只要条件允许。这就难怪谈衣、住、行的好文章少得可怜。
林语堂称西装令美者更美丑者更丑,而“中国服装是比较一视同仁,自由平等,美者固然不能尽量表扬其身体美于大庭广众之前,而丑者也较便于藏拙,不至于太露形迹了,所以中服很合于德谟克拉西的精神”(《论西装》),这自是一家之言,好在文章写得俏皮有趣。梁实秋谈男子服装千篇一律,而“女子的衣裳则颇多个人的差异,仍保留大量的装饰的动机,其间大有自由创造的余地”(《衣裳》),文章旁征博引且雍容自如。可林、梁二君喜谈服装却对服装不甚在行,强调衣裳是文化中很灿烂的一部分,可也没谈出个子丑寅卯。真正对服装有兴趣而且在行的是张爱玲,一篇《更衣记》,可圈可点之处实在太多了。语言风趣学识渊博还在其次,更精彩的是作者力图描述时装与时代风气的关系,以及时装变化深层的文化心理。讲到清代女子服饰的特点时,张爱玲说:“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消闲的国家里*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民国初年,时装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喇叭管袖子的妙处是露出一大截玉腕;军阀来来去去,时装日新月异,并非表现精神活泼思想新颖,而是没能力改变生存境况的人们力图创造衣服这一“贴身环境”;三十年代圆筒式的高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丰柔的肉身,象征了那理智化的淫逸风气;四十年代旗袍的*重要变化是衣袖的废除,突出人体轮廓而不是衣服。至于四十年代何以会在时装领域中流行减法——删去所有有用无用的点缀品,张爱玲没有述说。其实,几十年时装的变化是篇大文章的题目,非散文家三言两语所能解答。张氏不过凭其机智以及对时装的“一往情深”,勾勒了其大致轮廓。
住所之影响于人的性格乃至一时的心境,无疑相当突出。因而,对住所的要求往往是主人人格的潜在表现。在郁达夫、梁实秋谈论住所的文章中,洋溢着鲜明的士大夫情趣,讲求的是雅致而不是舒适。当然,“舒适”需要更多的金钱,“雅致”则可以穷开心。穷是时代使然,可穷也要穷得有味——这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心态。郁达夫要求的住所是能登高望远,房子周围要有树木草地(《住所的话》);梁实秋欣赏不能蔽风雨的“雅舍”,则因其地势偏高得月较先,虽说陈设简朴但有个性,“有个性就可爱”(《雅舍》)。
梁实秋说“我们中国人是*怕旅行的一个民族”(《旅行》),这话起码不准确,翻翻古人留下的一大批情文并茂的游记,不难明白这一点。只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中国人才变得*怕旅行。旅行本来是逃避平庸、逃避丑恶以及培养浪漫情调的*好办法,它使得灰色单调的人生显得比较可以忍耐。可倘若旅行之难难于上青天,那也自然只好“猫”在家里了。完全圈在四合院里,不必仰屋,就想兴叹。于是有了变通的办法,若王了一所描述的忙里偷闲的“蹓跶”(《蹓跶》),以及梁遇春所说的比“有意的旅行”更亲近自然的“通常的走路”(《途中》)。“何处楼台无月明”,自己发现的美景不是远胜于千百万人说烂了的“名胜”?关键是培养一个易感的心境以及一双善于审美的眼睛,而不是恓恓惶惶筹集资金去赶万里路。于是,凡人百姓为谋生而必不可少的“通常的走路”,也可能具有审美的意义,当然,前提是心境的悠闲。

与谈衣食住行不同,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对草木鸟兽以及琴棋书画的关注少得可怜。虽说陆蠡说养“鹤”、老舍说养鸽,还有周作人说玩古董与梁实秋说下棋,都是难得的好文章。可总的来说,这一辑文章明显薄弱,比起明清文人同类作品来,并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新意。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写作此类文章需要闲情逸致,这一百年虽也有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提倡“生活的艺术”,可真正允许消闲的时候并不多。
这也是本书*后殿以一辑专作忙闲之辩文章的原因。一方面是传统中国文人趣味倾向于“消闲”,一方面是动荡的时代以及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要求远离“消闲”,作家们很可能有时候津津乐道,有时候又板起脸孔批判,而且两者都是出于真心,并无投机的意味。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同一作家不同作品之间价值评判标准的矛盾。在我看来,忙闲之辩双方各有其价值,只是要求入选的文章写得有情致,火气太盛的“大批判文章”难免不入时人眼。自以为手握真理可以置论敌于死地者,往往不屑于平心静气展开论辩,或只是挖苦,或一味嘲讽,主要是表达一种情感意向而不是说理,因而时过境迁,文章多不大可读。
还有一点,提倡“消闲”者,往往是从个人安身立命考虑,且多身体力行;反对“消闲”者,则更多着眼于社会发展,主要要求世人遵循。为自己立论,文章容易潇洒轻松;为他人说教,则文章难得雍容优雅。当然,不排除编选者对前者的偏爱,并因而造成某种理论的盲点,遗漏了一批好文章。好在批判消闲的宏文历来受到文学史家的肯定,各种选本也多有收录,读者不难找到。因而,即使单从补阙的角度,多收录几篇为消闲辩护的文章,似乎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正如王了一所说的,“好闲”未必真的一定“游手”,“如果闲得其道,非特无损,而且有益”(《闲》)。整天没完没了地工作,那是机器,而不是“人”——真正意义的人。丰子恺讲求“暂时脱离尘世”,放弃欲念,不谈工作,“白日做梦”,那对于健全的人生很有必要,就因为它“是快适的,是安乐的,是营养的”(《暂时脱离尘世》)。其实,这一点中国古代文人早有领悟,从陶渊明、苏东坡,到张潮、李笠翁,都是“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的“快乐天才”。这里“忙”、“闲”的对立,主要是所忙、所闲内容的对立,与周作人从日本引进的“努力的工作,尽情的欢乐”不尽相同。只是在强调消闲对于忙碌的世俗人生的重要性这方面,两者才有共同语言。
深受英国随笔影响的梁遇春,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反对无谓的忙乱,提倡迟起的艺术,“迟起本身好似是很懒惰的,但是它能够给我们*大的活气,使我们的生活跳动生姿”(《“春朝”一刻值千金》);讥笑毫无生气的谦让平和,赞赏任性顺情、万事随缘、充满幻想与乐观精神,无时不在尽量享受生命的“流浪汉”(《谈“流浪汉”》)。有趣的是,梁遇春谈“流浪汉”,选中的中国古代文人是苏东坡;而这跟提倡闲适名扬海内外的林语堂正相吻合。可见两者确有相通之处。
承认“消闲”对于活人生的意义,并非提倡山人隐士式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更不欣赏“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忙忙碌碌终其一生不大可取,以闲适自傲也未必高明。如何把握“忙”与“闲”之间的比例,这里有个适当的“度”,过犹不及。人生的精义就在于这个颇为微妙的“度”。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一日于畅春园

目录

目 录
|再 记|
| 序 |
|附 记|
|导 读|
北京的茶食 ◎ 周作人 | 001
喝茶 ◎ 周作人 | 003
谈吃 ◎ 夏丏尊 | 007
我的戒烟 ◎ 林语堂 | 011
吃茶文学论 ◎ 阿英 | 016
吃瓜子 ◎ 丰子恺| 020
吃酒 ◎ 丰子恺| 027
辣椒 ◎ 王力| 032
奇特的食物 ◎ 王力| 036
烟 ◎ 吴组缃| 040
茶馆 ◎ 黄裳| 047
止酒篇 ◎ 宋云彬| 051
吃粥有感 ◎ 孙犁| 056
十载茶龄 ◎ 邵燕祥| 059
陕西小吃小识录 ◎ 贾平凹| 062
壶边天下 ◎ 高晓声| 071
途中 ◎ 梁遇春| 082
论西装 ◎ 林语堂| 090
住所的话 ◎ 郁达夫| 095
蹓跶 ◎ 王力| 099
衣裳 ◎ 梁实秋| 102
雅舍 ◎ 梁实秋| 106
旅行 ◎ 梁实秋| 110
骨董小记 ◎ 周作人| 114
假山 ◎ 叶圣陶| 119
天冬草 ◎ 吴伯箫| 124
小动物们 ◎ 老舍| 128
小动物们(鸽)续 ◎ 老舍| 134
囚绿记 ◎ 陆 蠡| 141
鹤 ◎ 陆 蠡| 145
手杖 ◎ 王力| 152
下棋 ◎ 梁实秋| 154
鸟 ◎ 梁实秋| 157
南京的骨董迷 ◎ 方令孺| 161
生活之艺术 ◎ 周作人| 165
谈“流浪汉” ◎ 梁遇春| 169
“春朝”一刻值千金 ◎ 梁遇春| 185
言志篇 ◎ 林语堂| 191
秋天的况味 ◎ 林语堂| 196
人生快事 ◎ 柯灵| 199
撩天儿 ◎ 朱自清| 202
闲 ◎ 王力| 210
暂时脱离尘世 ◎ 丰子恺| 214
|编辑附记| ◎ 216
展开全部

节选

吃瓜子
丰子恺
从前听人说:中国人人人具有三种博士的资格:拿筷子博士、吹煤头纸博士、吃瓜子博士。
拿筷子,吹煤头纸,吃瓜子,的确是中国人独得的技术。其纯熟深造,想起了可以使人吃惊。这里精通拿筷子法的人,有了一双筷,可抵刀锯叉瓢一切器具之用,爬罗剔抉,无所不精。这两根毛竹仿佛是身体上的一部分,手指的延长,或者一对取食的触手。用时好像变戏法者的一种演技,熟能生巧,巧极通神。不必说西洋了,就是我们自己看了,也可惊叹。至于精通吹煤头纸法的人,首推几位一天到晚捧水烟筒的老先生和老太太。他们的“要有火”比上帝还容易,只消向煤头纸上轻轻一吹,火便来了。他们不必出数元乃至数十元的代价去买打火机,只要有一张纸,便可临时在膝上卷起煤头纸来,向铜火炉盖的小孔内一插,拔出来一吹,火便来了。我小时候看见我们染坊店里的管账先生,有种种吹煤头纸的特技。我把煤头纸高举在他的额旁边了,他会把下唇伸出来,使风向上吹;我把煤头纸放在他的胸前了,他会把上唇伸出来,使风向下吹;我把煤头纸放在他的耳旁了,他会把嘴歪转来,使风向左右吹;我用手按住了他的嘴,他会用鼻孔吹,都是吹一两下就着火的。中国人对于吹煤头纸技术造诣之深,于此可以窥见。所可惜者,自从卷烟和火柴输入中国而盛行之后,水烟这种“国烟”竟被冷落,吹煤头纸这种“国技”也很不发达了。生长在都会里的小孩子,有的竟不会吹,或者连煤头纸这东西也不曾见过。在努力保存国粹的人看来,这也是一种可虑的现象。近来国内有不少人努力于国粹保存。国医、国药、国术、国乐,都有人在那里提倡。也许水烟和煤头纸这种国粹,将来也有人起来提倡,使之复兴。
但我以为这三种技术中*进步*发达的,要算吃瓜子。近来瓜子大王的畅销,便是其老大的证据。据关心此事的人说,瓜子大王一类的装纸袋的瓜子,*近市上流行的有许多牌子。*初是某大药房“用科学方法”创制的,后来有什么“好吃来公司”、“顶好吃公司”……等种种出品陆续产出。到现在差不多无论哪个穷乡僻处的糖食摊上,都有纸袋装的瓜子陈列而倾销着了。现代中国人的精通吃瓜子术,由此盖可想见。我对于此道,一向非常短拙,说出来有伤于中国人的体面,但对自家人不妨谈谈。我从来不曾自动地找求或买瓜子来吃。但到人家作客,受人劝诱时,或者在酒席上、杭州的茶楼上,看见桌上现成放着瓜子盆时,也便拿起来咬。我必须注意选择,选那较大、较厚、而形状平整的瓜子,放进口里,用臼齿“格”地一咬,再吐出来,用手指去剥。幸而咬得恰好,两瓣瓜子壳各向两旁扩张而破裂,瓜仁没有咬碎,剥起来就较为省力。若用力不得其法,两瓣瓜子壳和瓜仁叠在一起而折断了,吐出来的时候我就担忧。那瓜子已纵断为两半,两半瓣的瓜仁紧紧地装塞在两半瓣的瓜子壳中,好像日本版的洋装书,套在很紧的厚纸函中,不容易取它出来。这种洋装书的取出法,现在都已从日本人那里学得,不要把指头塞进厚纸函中去力挖,只要使函口向下,两手扶着函,上下振动数次,洋装书自会脱壳而出。然而半瓣瓜子的形状太小了,不能应用这个方法,我只得用指爪细细地剥取。有时因为练习弹琴,两手的指爪都剪平,和尚头一般的手指对它简直毫无办法。我只得乘人不见把它抛弃了。在痛感困难的时候,我本拟不再吃瓜子了。但抛弃了之后,觉得口中有一种非甜非咸的香味,会引逗我再吃。我便不由地伸起手来,另选一粒,再送交臼齿去咬。不幸而这瓜子太燥,我的用力又太猛,“格”地一响,玉石不分,咬成了无数的碎块,事体就更糟了。我只得把粘着唾液的碎块尽行吐出在手心里,用心挑选,剔去壳的碎块,然后用舌尖舐食瓜仁的碎块。然而这挑选颇不容易,因为壳的碎块的一面也是白色的,与瓜仁无异,我误认为全是瓜仁而舐进口中去嚼,其味虽非嚼蜡,却等于嚼砂。壳的碎片紧紧地嵌进牙齿缝里,找不到牙签就无法取出。碰到这种钉子的时候,我就下个决心,从此戒绝瓜子。戒绝之法,大抵是喝一口茶来漱一漱口,点起一枝香烟,或者把瓜子盆推开些,把身体换个方向坐了,以示不再对它发生关系。然而过了几分钟,与别人谈了几句话,不知不觉之间,会跟了别人而伸手向盆中摸瓜子来咬。等到自己觉察破戒的时候,往往是已经咬过好几粒了。这样,吃了非戒不可,戒了非吃不可;吃而复戒,戒而复吃,我为它受尽苦痛。这使我现在想起了瓜子觉得害怕。
但我看别人,精通此技的很多。我以为中国人的三种博士才能中,咬瓜子的才能*可叹佩。常见闲散的少爷们,一只手指间夹着一枝香烟,一只手握着一把瓜子,且吸且咬,且咬且吃,且吃且谈,且谈且笑。从容自由,真是“交关写意”!他们不须拣选瓜子,也不须用手指去剥。一粒瓜子塞进了口里,只消“格”地一咬,“呸”地一吐,早已把所有的壳吐出,而在那里嚼食瓜子的肉了。那嘴巴真像一具精巧灵敏的机器,不绝地塞进瓜子去,不绝地“格”,“呸”,“格”,“呸”,……全不费力,可以永无罢休。女人们、小姐们的咬瓜子,态度尤加来得美妙;她们用兰花似的手指摘住瓜子的圆端,把瓜子垂直地塞在门牙中间,而用门牙去咬它的尖端。“的,的”两响,两瓣壳的尖头便向左右绽裂。然后那手敏捷地转个方向,同时头也帮着了微微地一侧,使瓜子水平地放在门牙口,用上下两门牙把两瓣壳分别拨开,咬住了瓜子肉的尖端而抽它出来吃。这吃法不但“的,的”的声音清脆可听,那手和头的转侧的姿势窈窕得很,有些儿妩媚动人。连丢去的瓜子壳也模样姣好,有如朵朵兰花。由此看来,咬瓜子是中国少爷们的专长,而尤其是中国小姐、太太们的拿手戏。
在酒席上、茶楼上,我看见过无数咬瓜子的圣手。近来瓜子大王畅销,我国的小孩子们也都学会了咬瓜子的绝技。我的技术,在国内不如小孩子们远甚,只能在外国人面前占胜。记得从前我在赴横滨的轮船中,与一个日本人同舱。偶检行箧,发见亲友所赠的一罐瓜子。旅途寂寥,我就打开来和日本人共吃。这是他平生没有吃过的东西,他觉得非常珍奇。在这时候,我便老实不客气地装出内行的模样,把吃法教导他,并且示范地吃给他看。托祖国的福,这示范没有失败。但看那日本人的练习,真是可怜的很!他如法将瓜子塞进口中,“格”地一咬,然而咬时不得其法,将唾液把瓜子的外壳全部浸湿,拿在手里剥的时候,滑来滑去,无从下手,终于滑落在地上,无处寻找了。他空咽一口唾液,再选一粒来咬。这回他剥时非常小心,把咬碎了的瓜子陈列在舱中的食桌上,俯伏了头,细细地剥,好像修理钟表的样子。约莫一二分钟之后,好容易剥得了些瓜仁的碎片,郑重地塞进口里去吃。我问他滋味如何,他点点头连称umai,umai!(好吃,好吃!)我不禁笑了出来。我看他那阔大的嘴里放进一些瓜仁的碎屑,犹如沧海中投以一粟,亏他辨出umai的滋味来。但我的笑不仅为这点滑稽,本由于骄矜自夸的心理。我想,这毕竟是中国人独得的技术,像我这样对于此道*拙劣的人,也能在外国人面前占胜,何况国内无数精通此道的少爷、小姐们呢?
发明吃瓜子的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这是一种*有效的“消闲”法。要“消磨岁月”,除了抽鸦片以外,没有比吃瓜子更好的方法了。其所以*有效者,为了它具备三个条件:一、吃不厌;二、吃不饱;三、要剥壳。
俗语形容瓜子吃不厌,叫做“勿完勿歇”。为了它有一种非甜非咸的香味,能引逗人不断地要吃。想再吃一粒不吃了,但是嚼完吞下之后,口中余香不绝,不由你不再伸手向盆中或纸包里去摸。我们吃东西,凡一味甜的,或一味咸的,往往易于吃厌。只有非甜非咸的,可以久吃不厌。瓜子的百吃不厌,便是为此。有一位老于应酬的朋友告诉我一段吃瓜子的趣话:说他已养成了见瓜子就吃的习惯。有一次同了朋友到戏馆里看戏,坐定之后,看见茶壶的旁边放着一包打开的瓜子,便随手向包里掏取几粒,一面咬着,一面看戏。咬完了再取,取了再咬。如是数次,发见邻席的不相识的观剧者也来掏取,方才想起了这包瓜子的所有权。低声问他的朋友:“这包瓜子是你买来的么?”那朋友说“不”,他才知道刚才是擅吃了人家的东西,便向邻座的人道歉。邻座的人很漂亮,付之一笑,索性正式地把瓜子请客了。由此可知瓜子这样东西,对中国人有非常的吸引力,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了瓜子就吃。
俗语形容瓜子吃不饱,叫做“吃三日三夜,长个屎尖头。”因为这东西分量微小,无论如何也吃不饱,连吃三日三夜,也不过多排泄一粒屎尖头。为消闲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倘分量大了,一吃就饱,时间就无法消磨。这与赈饥的粮食目的完全相反。赈饥的粮食求其吃得饱,消闲的粮食求其吃不饱。*好只尝滋味而不吞物质。*好越吃越饿,像罗马亡国之前所流行的“吐剂”一样,则开筵大嚼,醉饱之后,咬一下瓜子可以再来开筵大嚼。一直把时间消磨下去。
要剥壳也是消闲食品的一个必要条件。倘没有壳,吃起来太便当,容易饱,时间就不能多多消磨了。一定要剥,而且剥的技术要有声有色,使它不像一种苦工,而像一种游戏,方才适合于有闲阶级的生活,可让他们愉快地把时间消磨下去。
具足以上三个利于消磨时间的条件的,在世间一切食物之中,想来想去,只有瓜子。所以我说发明吃瓜子的人是了不起的天才。而能尽量地享用瓜子的中国人,在消闲一道上,真是了不起的积极的实行家!试看糖食店、南货店里的瓜子的畅销,试看茶楼、酒店、家庭中满地的瓜子壳,便可想见中国人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可惊。将来此道发展起来,恐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
我本来见瓜子害怕,写到这里,觉得更加害怕了。
一九三四年四月廿日
(选自《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囚绿记
陆 蠡
这是去年夏间的事情。
我住在北平的一家公寓里。我占据着高广不过一丈的小房间,砖铺的潮湿的地面,纸糊的墙壁和天花板,两扇木格子嵌玻璃的窗,窗上有很灵巧的纸卷帘,这在南方是少见的。
窗是朝东的。北方的夏季天亮得快,早晨五点钟左右太阳便照进我的小屋,把可畏的光线射个满室,直到十一点半才退出,令人感到炎热。这公寓里还有几间空房子,我原有选择的自由的,但我终于选定了这朝东房间,我怀着喜悦而满足的心情占有它,那是有一个小小理由。
这房间靠南的墙壁上,有一个小圆窗,直径一尺左右。窗是圆的,却嵌着一块六角形的玻璃,并且左下角是打碎了,留下一个大孔隙,手可以随意伸进伸出。圆窗外面长着常春藤。当太阳照过它繁密的枝叶,透到我房里来的时候,便有一片绿影。我便是欢喜这片绿影才选定这房间的。当公寓里的伙计替我提了随身小提箱,领我到这房间来的时候,我瞥见这绿影,感觉到一种喜悦,便毫不犹疑地决定下来,这样了截爽直使公寓里伙计都惊奇了。
绿色是多宝贵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乐。我怀念着绿色把我的心等焦了。我欢喜看水白,我欢喜看草绿。我疲累于灰暗的都市的天空,和黄漠的平原,我怀念着绿色,如同涸辙的鱼盼等着雨水!我急不暇择的心情即使一枝之绿也视同至宝。当我在这小房中安顿下来,我移徙小台子到圆窗下,让我的面朝墙壁和小窗。门虽是常开着,可没人来打扰我,因为在这古城中我是孤独而陌生。但我并不感到孤独。我忘记了困倦的旅程和已往的许多不快的记忆。我望着这小圆洞,绿叶和我对语。我了解自然无声的语言,正如它了解我的语言一样。
我快活地坐在我的窗前。度过了一个月,两个月,我留恋于这片绿色。我开始了解渡越沙漠者望见绿洲的欢喜,我开始了解航海的冒险家望见海面飘来花草的茎叶的欢喜。人是在自然中生长的,绿是自然的颜色。
我天天望着窗口常春藤的生长。看它怎样伸开柔软的卷须,攀住一根缘引它的绳索,或一茎枯枝;看它怎样舒开折叠着的嫩叶,渐渐变青,渐渐变老,我细细观赏它纤细的脉络,嫩芽,我以揠苗助长的心情,巴不得它长得快,长得茂绿。下雨的时候,我爱它淅沥的声音,婆娑的摆舞。
忽然有一种自私的念头触动了我。我从破碎的窗口伸出手去,把两枝浆液丰富的柔条牵进我的屋子里来,教它伸长到我的书案上,让绿色和我更接近,更亲密。我拿绿色来装饰我这简陋的房间,装饰我过于抑郁的心情。我要借绿色来比喻葱茏的爱和幸福,我要借绿色来比喻猗郁的年华。我囚住这绿色如同幽囚一只小鸟,要它为我作无声的歌唱。
绿的枝条悬垂在我的案前了。它依旧伸长,依旧攀缘,依旧舒放,并且比在外边长得更快。我好像发现了一种“生的欢喜”,超过了任何种的喜悦。从前我有个时候,住在乡间的一所草屋里,地面是新铺的泥土,未除净的草根在我的床下茁出嫩绿的芽苗,蕈菌在地角上生长,我不忍加以剪除。后来一个友人一边说一边笑,替我拔去这些野草,我心里还引为可惜,倒怪他多事似的。
可是每天早晨,我起来观看这被幽囚的“绿友”时,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于一枚细叶,一茎卷须,都朝原来的方向。植物是多固执啊!它不了解我对它的爱抚,我对它的善意。我为了这永远向着阳光生长的植物不快,因为它损害了我的自尊心。可是我囚系住它,仍旧让柔弱的枝叶垂在我的案前。
它渐渐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变成柔绿,变成嫩黄;枝条变成细瘦,变成娇弱,好像病了的孩子。我渐渐不能原谅我自己的过失,把天空底下的植物移锁到暗黑的室内;我渐渐为这病损的枝叶可怜,虽则我恼怒它的固执,无亲热,我仍旧不放走它。魔念在我心中生长了。
我原是打算七月尾就回南去的。我计算着我的归期,计算这“绿囚”出牢的日子。在我离开的时候,便是它恢复自由的时候。
芦沟桥事件发生了。担心我的朋友电催我赶速南归。我不得不变更我的计划;在七月中旬,不能再留连于烽烟四逼中的旧都,火车已经断了数天,我每日须得留心开车的消息。终于在一天早晨候到了。临行时我珍重地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我把瘦黄的枝叶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向它致诚意的祝福,愿它繁茂苍绿。
离开北平一年了。我怀念着我的圆窗和绿友。有一天,得重和它们见面的时候,会和我面生么?
(选自《囚绿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8月版)

作者简介

陈平原
1954-
广东潮州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座高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领域有着精深研究和独到见解。
代表作品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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