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

　　《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西晋末年的南渡，总体上说，应是既有官方行为，又有民间自发行为，基本上是“官主民辅”。就当时的心理状况而言，绝大多数人只是为了暂时避乱，并没有长期居留的打算，因而总是怀着早日收复中原、重回河洛的想法，侨置州郡就是*明显的证明。这次南渡，就人数而言，普通百姓远比“衣冠士人”为多，但就势力而言，上层握有实力的贵族、官僚仍据强势，尤其是高族门阀。就分布而言，由于实行“侨居”，“身份高贵”的人大多居住在交通方便的城镇，即使从事耕作，也不承担徭役。由于这一阶段是“侨居”，加之门阀思想歧视南人，因而还谈不上民族交融。　　一代人过去了，两代人过去了，三代人也过去了，客家先民恢复中原之梦一个个破灭了，他们不愿看到的汉人政权偏安一隅的局面却成了事实。*高统治当局对此心里更为清楚，东晋末年及南朝时果断地取消侨置郡县而实行“土断”，客家先民的子孙出于无奈，且感到重回河洛无望了，才只好“落地生根”了。　　从西晋南渡到隋文帝统一南北，河洛南迁汉人在南方生活了近300年，繁衍了十数代，南方的许多地方得到开发与发展。从隋王朝建立到“安史之乱”，中国的南北社会又度过了近200年的安定生活，已落地生根的河洛汉人后裔又繁衍了八九代。虽然南方的文化还落后于北方，但已有很大发展，尤其南方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生产得到了极大发展。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后，南方的稻米、丝织品等大批运到北方，南方不再到处都是“蛮荒”的不毛之地了，尤其是东南江浙一带，那里是鱼米之乡，对北方已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西晋时的南渡，虽然是大批中原人士到了南方，但此时所说的“南方”，仅是与河洛地域相比，若与整个广阔的南方相比，仍只是“南方的北方”。　　“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及不满于异族统治所导致的中原汉人的这次南迁，由于持续了100多年，因而南向之人不仅数量多，而且走得更远——来到了“南方之南方”的赣、闽、粤交界处，同时也走得更偏僻——边远的山区。清末嘉应州人温仲和光绪二十七年（1901）主修的《嘉应州志》指出了个中原因：“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遗，或避汉末之乱，或随东晋南宋渡江而来。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占据，故客家所居之地多涝瘠。”　　由于唐代国力强盛，因而重视对边远地区的统治，不仅向闽、粤、桂、贵、滇派出了官员，同时在发展地区也增设了州、县，开办学校，驻守了军队。有唐一代，由于南方无战乱之扰，加之北方文化的影响，我国南方经济、社会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唐之后，北方历经五代，战乱仍多于南方。南方数个割据小国政权虽然也不断更迭，却没有大规模的动乱与厮杀，因而各地经济不断增长，而且由于文化的发展，城市经济更加繁荣，尤其金陵、扬州、杭州，不仅富可敌国，而且成了“富贵温柔之乡”。南唐后主李煜就是在这纸醉金迷的享受中玩物丧志，当了赵匡胤的俘虏，成了有名的亡国之君。　　此时的闽地也有较大的发展。唐昭宗景福二年（893）随其兄王潮由光州入闽的王审知，于乾宁四年（897）年继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不久，又统一了八闽之地。他整顿吏治，延揽人才，招抚流民，兴修水利，鼓励垦殖，开放商埠，兴办学校，促进了闽地经济的发展。907年，后梁灭唐。开平三年（909），后梁封他为闽王，但他不为所动，对部下说：“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拒而不受。王潮在位29年，之后其子继位。王氏先后经营闽地50多年，八闽各地农业、手工业、文化教育、交通及商业贸易等，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达的时期，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南宋时期，南方的发展开始了全面的跨越——杭州不仅成了政治中心，也成了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