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在中国

1.“春江水暖鸭先知” 虽然管理学的迅猛发展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是，80年代的那些先行者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先系统全面地开始在中国介绍各种国外管理思潮的系列著作，首推80年代初期由马洪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马洪作为一个“三八式”的老革命，长期参与国家计委直至国务院副秘书长等领导工作，而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等职务又使他对理论问题具有敏锐的观察力。80年代初期，他就开始主编这套丛书（马洪为丛书写的总序署名时间为1981年9月）。这套丛书的选编，在当时来说，反映了当时中国学者对国外管理思潮所能达到的*高水平。别的不说，仅仅其选定的36种书目，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水准极高，国外管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大师经典之作基本囊括无遗。到1991年，这套丛书出版了19种，由此，奏响了西方管理思想在华传播的先声。而这套丛书的主要编译者孙耀君，也以《西方管理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而蜚声全国。 政府为了发展经济的强势推动，对西方管理思潮进入中国推波助澜。1984年，以当时的国家经委为首，向全国企业推广十八种现代管理方法，其中来自西方的方法，包括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价值工程、ABC分类控制法、网络计划技术、线性规划、投入产出法、看板管理、量本利分析等等。这种行政式推广，本意是要解决企业生产管理的技术问题，然而，任何一种管理技术，都有它隐含的思想支撑。所以，西方管理思潮也乘势而来。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管理学的推广十分热心，德鲁克（当时翻译为杜拉克）的《有效的管理者》经过某中央领导人的推介，其“删节本”曾经以学习资料的形式发到了各级党政干部的办公案头。一时间，学习管理蔚然成风。笔者自己，就是由于当时缺乏管理学教师，在这种大潮中身不由己被推上管理学讲台的。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国外的管理思潮开始风靡中国。当然，当时的认识和理解还极为粗浅。比如，有本书竟然把管理学创始人法约尔和费尧当作两个人来介绍（其实都是H. Fayol的音译）。这既反映出当时管理学之热，也反映出当时管理学之浅。不过，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序幕一旦拉开，后面的势头就不可阻挡。2.“病树前头万木春” 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对管理学的需求犹如今日股市的涨停板。到90年代初期，西方管理思潮开始“成建制”地在华传播。如果说80年代还有点像游兵散勇，90年代就进入了方阵分列式阶段，大量西方学派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其中有三位学者及其所代表的学派*有代表性。即孔茨、西蒙和韦伯。 孔茨以及管理过程学派在这一时期，在管理学教学领域独领风骚。198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孔茨的《管理学》，此后的20年，这本书几乎成为使用*广的翻译教材，而且也成为国内教材编写的“模板”。属于同一学派的其他著作，也陆续进入中国（如纽曼和萨默的《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再后来如罗宾斯的《管理学》）。不管这类著作有多少种，其基本模式是以管理职能的分析论证为主体结构，从计划、组织、人力资源、领导、激励、控制等等方面来建构管理理论体系。虽然不同的著作关于管理职能有详有略，有增有减，有分有合，但逻辑框架是一致的。至今，中国的管理学教育依然是这一学派的一统天下。 理论界的探索要比课程教学走得更远一些。这一方面，决策理论学派的西蒙可堪称代表。1991年，西蒙的《管理行为》汉译本由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在此前后，他的思想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作为以管理学家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8年）的**人，而且他又在80年代与中国学界在人工智能和计算机领域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他所提出的有限理性、决策心理机制、决策的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组织和权威研究、决策程序等等，对古典管理学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顺势对经济学中的完全理性假设予以质疑。这使他的理论在行为科学的研究上大大向前走了一步，严密的逻辑实证和心理分析，传承了英美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与波普尔的“证伪”、库恩的“范式”，在学理结构上不谋而合。所以，得到了中国学界崇尚理论者的特别青睐。一时间，中国的管理学界不管读没读过西蒙的原作，都要说几句“有限理性”。甚至不管是否合适，都会在教材中“插入”西蒙的只言片语。不过，这种热情，往往局限在学究们的圈子里。由于西蒙的理论更多的是认识论性质的讨论，管理实践领域对他的兴趣并不大。 韦伯的情况比较特殊，作为一个以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和历史学闻名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位严肃认真的德国佬*初不是在管理学界热起来的。中国人*早得知韦伯的思想，是在历史文化领域和刚刚起步的社会学领域。不过，他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尤其是人类权威和社会组织的类型学分析，对于构建管理学理论基础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他关于传统、超凡、法理三种权威的论述，以及基于法理权威的官僚组织（科层组织）理论，本来就是古典管理学的支柱之一。尽管人们*初听到“祛魅”、“克里斯玛”等与韦伯相关的词汇来自于文化与社会研究，但很快就成为管理学领域的常客。所以，在管理学基本理论的传播中，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为现代管理学提供理论基石的西蒙反倒在中国走在前面，而为古典管理学提供构建基础的韦伯却姗姗来迟。这种现象，在后起国家的学科发展中非常普遍。就以《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为例，在理论提出年代上相当靠后的“Z理论”（威廉·大内），其著作译介的时间却比较领先（1984年）。这种在原产地循序渐进的学术思潮，不分先后同步进入发展中国家，往往会使相应理论和观点发生微妙的变异。 除了上述三位学者，大量的翻译作品，使中国人初步领略到管理学理论领域的学派分歧和观点之争。“管理理论的丛林”成为学界的口头禅。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管理学领域，已经开始感受到多样化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