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心脉:书院中的传统人文精神

　　《国学心脉/书院中的传统人文精神》：　　罗韬就是在这样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青年时代。据相关史料记载，罗韬从小就有志于学。稍长，更清修苦学，淡于声利。他对于传统文化经典有独到的理解和感悟，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学霸”性质的传奇人物。他的读书生涯已经充满传奇了——曾经见到《论语》中的一句话就豁然顿悟——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从读书人到官员的转型同样充满了传奇色彩，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话还得从唐朝及五代时期的科举考试制度设计说起。中国古代的科举，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有点相当于今天的高考。今天的高考有所谓的“高考移民”——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考生众多，且各地区之间教育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是各省、市、自治区分别进行评卷和划定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政策；部分考生利用各地存在的高考分数线及录取率高低的差异，通过转学或迁移户口等办法到高考分数线相对较低、录取率较高的地区应考，这被称为“高考移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也有“高考移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唐代科举考试有一个惯例，凡是京兆府——相当于今天的首都直辖市——解送的举人，礼部考试十有七八中举。于是“诸道举人多于京兆府寄应.例以洪固乡胄贵里为户”。这种“寄籍应举”的制度设计，既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高考移民”，又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学区房卡位”，其实是一种考试弊端。　　虽然朱温所建立的后梁早在公元907年就废除了这个陋习，但是，以唐朝继承人自诩的后唐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沿袭唐朝的制度。　　朝廷爱显摆不要紧，但却给罗韬这样的读书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随大流吧，有违自己做人的底线，不随大流吧，竞争起来实在是不公平。　　直至后唐天成三年，也就是公元928年，朝廷才明令取消“寄籍应举”的制度设计——“自此各于本道请解”，而且要“具言本州县某乡某里某为户”。　　如要寄籍应举，也“须具本贯入状”，不允许再用“洪固乡胄贵里”为户——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你就算办了个“假户口”，买了一套“学区房”那也没用了。　　而且，如果弄虚作假，“本人并给解处官吏，必加罪责”——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在制度设计相对较为合理的大前提下，罗韬才从老家动身，前往后唐首都洛阳，参加科举考试。　　当时的科举考试，有明经、明法、童子等科，称为诸科。明经科只是“帖经墨义”，因而应举者多。后晋时“每岁明经一科，少至五百以上，多及一千有余”。且“多不究义，唯攻帖书”，文理也不甚通。后唐时虽然不像后晋那么滥，但参加的人也不少。罗韬参加的并非明经科，而是地地道道的进士考试，并且还考中了进士。这可以从他的一首题为《赠逸翁陈先生都干西昌律》的七律诗歌中窥见端倪——在这首诗中有这样一句话“琼林宴罢岁频更”。这里所说的“琼林宴”疑为“闻喜宴”，是为新科进士举行的宴会。这种宴会听起来很是“高大上”，一般人都认为有官府帮着“买单”，殊不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是采用“AA制”。所以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认为所谓“琼林宴”不过是“醵钱于曲江”而已。按照《礼记·礼器》的说法，“合钱饮酒为‘醵’”。这种情况一直到后唐明宗李嗣源当皇帝时，才有所改变——据《旧五代史·唐书》记载，“新及第进士有闻喜宴，逐年赐钱四十万”。罗韬是不是自己掏钱凑份子聚餐今天已经不可考，但他确实是在后唐明宗李嗣源当皇帝之后考上的进士。　　考中进士之后，他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这个职务始于后唐天成元年（公元926年），一般都是由具备翰林学士身份的人担任，掌进读书奏。在担任端明殿学士期间，罗韬向朝廷进《大学》，析解“平天下，宜以修身为本”，得到后唐明宗李亶的认可。然后又进献《九畴说》为了防止宦官干预国事，除去朝廷的隐患，他还向明宗献《丹四箴》，力主“纳诲、防几、赏廉、革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