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端-18世纪英国小说实验

1719年，英国出现了两本畅销的虚构文学作品：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克鲁索》和艾丽莎?海伍德的《过度的爱》。随着识字人数的增多，一个日渐扩大的读者群正迫不及待地尽享各类虚构文学作品。而就在20多年后，塞缪尔?理查逊将会发表《帕米拉》。该书引起轰动，也引发争议，仿写，续写，以及其他的成文的回应更是纷沓而至。这些显著的例子证明，小说——那时它还不知道将被称作小说——已然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注意。 像许多孩子仍熟知的一样，《鲁滨逊?克鲁索》讲述的是一个失事船只上的海员在一座荒岛上的身世沉浮。《过度的爱》包含了一系列半情色故事，由彼此认识的参与者串联起来，并以其中一个经历了多次情色体验的男人的幸福婚姻为结局。《帕米拉》讲述了一个15岁女仆的故事：她打破主人诱奸、强奸的企图，直至他迎娶自己，而后不得不直面她丈夫的贵族姐姐的强烈反对。这些例子表明，早期小说探讨了许多主题。如果这些小说家们只是在敷衍经典所坚持的文学必须起到愉悦和教诲作用的理想，他们在声称拥护后者时，却日趋强调着前者的作用。同时，他们也常坚称自己作品的真实性。理查逊就声明自己仅仅是帕米拉书信的“编订者”；笛福在他好几部小说前面加上了关于它们真实性的详细声明。 但把笛福，海伍德，理查逊的作品称作“早期小说”的例子使文学史比实际情况更简洁了。小说的起始点和定义都存在着争议。当然散文式虚构文学(prose fiction)从古典时期就存在。2世纪时，朗戈斯的笔下达佛涅斯就追逐着克洛伊。甚至更早一些，在阿普列乌斯的想像中，卢西恩就变成了一头驴，踏上精彩的冒险之旅。古希腊人创造了传奇故事，中世纪的欧洲和亚洲也是一样。到了16、17世纪，翻译过来的精巧构思的法国传奇故事在英国有着广大的读者群。这些传奇故事——道德家们认为，因为它们突出爱情，因此威胁了年轻女性的道德健康——以上流社会美丽的少女为中心，她们众多的追求者们为效力于自己所爱的人面临严峻的、无尽的磨难。传奇故事以精巧的散文，闲适的笔调，繁复的细节，讲述着与读者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故事。它们属于幻想的范畴，因此——像我们这个时期流行的爱情小说一样——满足的是想像的需要。 从18世纪的开端开始讲述关于小说的故事是一个主观的选择。之前写就的很多作品为1700到1800年间将要出现的作品做好了准备与铺垫。但这一主观设定的时间段见证了新的活力的爆发，一系列小说尝试，因此值得特别的关注。本世纪早期出现的一个创新自己就引发了其后大部分的变化。像丹尼尔?笛福这样的作家开始围绕着想像中的工人阶级或是中产阶级人物的生平组织小说——不是每个男人或是每个女人，或是像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也不是像阿弗拉?贝恩在《奥鲁诺克》中有着超常能力的异邦“野人”；而是有着个性化特点，个性化生命轨迹的船长和女仆。这种发展的影响仍继续存在。 把新小说中的“普通人”当成中心人物并不是说18世纪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恰恰相反：我要讲述的故事重点在对现实主义的偏离。主要因为小说刻画的人物有着物质需求，普通的职业，相对常见的背景，所以它们才常常被描述成是现实主义的。另外，我很快会更全面地展示，这一时期的小说常常以可识别的方式反映它们所植根的社会之思想和动荡。我们所处的世界用事实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衡量现实，而18世纪小说常常依赖现实经验。但因为这些原因就把它称为现实主义则需要忽视其他许多：例如，它对明显的技巧的依赖程度，涉及到的得遂所欲，以及依赖太简洁而不符合现实生活轨迹的情节发展。这一章里除却其他，我还准备开始探究对现实主义的期待掩盖了的早期小说的方方面面，并让人们关注18世纪小说中幻想的复杂作用。我会从不同角度讨论这一主题。 在我们关注的这一时期，有些小说家对刻画细致的心理活动表现出了新的兴趣。其他作家则提供了社交界的大量细节。因此，他们的作品从有限的意义上符合现实主义的传统标准，即：给现实提供了貌似真实的一个假象。但很多作品严重依赖夸张的技法，这是讽刺常使用的，也是感伤文学常用的；而且几乎全部作品展示的情节都按需要而不是可能性发展的。小说的现实因素很重要：它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反映，它们对社会阶层含义的兴趣，以及它们在调查深层次心理方面的努力。但那些方面并不是全部的重点。把18世纪小说看成是由现实主义主导的，会让我们更难看清它的复杂性和广度，更难体验它的丰富多彩。 从一个角度来说，不讲述妖怪和巫师的故事都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但泛泛的名称掩盖了18世纪叙事在形式上的多样性，它探索的技法的种种可能性，从高到低可信度之广，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小说的特点。1957年，伊恩?沃特宣称“形式上的现实主义”是18世纪英国小说的重要特点，他选用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做了主要的例子，忽视了一大批名声不那么显赫的小说家。差不多在50年之后，一定程度上因为沃特之后的几代评论家的努力，我们能看到更复杂，更令人困惑，更引人入胜的一副图景，考察更大一批有着种种抱负的作家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这些小说，我希望从一定程度上抛开现实主义的问题，一切重新开始，努力再现18世纪小说的多样性。 换句话说，我打算讲述一个关于18世纪小说的全新的故事，一个争论的要点是，很多故事尚未被发掘。像其他文学史上划分的各个时期一样，18世纪可谓多姿多彩。如同其他文学史的叙述一样——实际上，如同所有的故事一样——我的故事将不得不为其连贯、为其简约而将事实化繁就简，但它会努力呈现出一个见证激进的文学尝试时代所有的躁动与力量，整个18世纪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活力是它的标志，是新势力的首要证据——小说的命名本身就体现了它的“新”。到这一世纪末，小说已成为主导文体。亨利?菲尔丁早在1740年间曾半真半假地试着将他的新文体与史诗结合，声称《约瑟夫?安德鲁斯》是“以散文写就的喜剧性史诗”（4）。尽管它不及史诗宏大，但小说确实是通过宣扬民族的价值及其自身在巨变时期的复杂的自我定位方面起到了传统上史诗所起的作用。 我把本世纪的小说首先当作文学，而不是当作社会文献或是单一运动的实例来考量，将注意力不但放在了其时著名的作家和作品上，也放在了几乎已被遗忘的作家的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叙事技巧，我所讲述的本世纪小说的故事同样也会竭力使21世纪的读者感受到面对陌生的观点以及陌生的刻画人物、活动手法时的喜悦，这也是本书对阅读行为及阅读过程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