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述而批评丛书:写在文学史边上

章太炎语言文字观略说　　本文并非对章太炎语言文字观的全景展示，只涉及其中若干方面，特别是考察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语言革新规划上的重合与分殊。试图探讨这样一种与外来西方影响迥异的内发性思想资源，如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产生意义。而这一重要资源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对它的考掘与重识，兴许有助于我们梳理新、旧文学的关系，现代语文建设与现代性的勾连，方言写作等等至今影响我们文学发展的问题。　　上篇：章太炎语言文字观的若干描述　　章太炎在《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中谈及中西文字长短，说：“拼音字只容易识它的音，并不容易识它的义，合体字是难识它的音，却是看见鱼旁的字，不是鱼的名，就是鱼的事；看见鸟旁的字，不是鸟的名，就是鸟的事；识义倒反容易一点。两边的长短相较，也是一样。”又如《常识与教育》中批评一些人盲视中国历史：“自然晓得本国的历史，才算常识，不晓得本国的历史，就晓得别国的历史，总是常识不备。”这里，章太炎充分重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反对以西方的标准来考量中国问题：“可见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这一切无不见出章太炎“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的齐物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相近的时间段里，鲁迅和他老师章太炎思考的问题，每每有神和之处。比如《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盛赞浪漫派众诗人“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引申一下说，拜伦等人是承继着各自地域的风貌、以独立主体的身份进入、参与到世界文化的序列中，这样才能产生丰富的意义。又比如，《破恶声论》中的名句：“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伊藤虎丸的解释是：“‘伪士’之所以‘伪’……其论调之内容虽然是‘科学’的，‘进化论’的，然而正因为其精神是非‘科学’的，所以是‘伪’的。”太炎在《经的大意》中也给出了几乎一样的表达：“至于别国道德的话，往往与中国不投，纵算他的道德是好，在中国也不能行。”因为，真正的思想、学问必定根植于自我内心而排除外界权威。对自由心性和“依自不依他”的精神能力的强调，章太炎和鲁迅并无二致。　　不齐而齐的哲学，并非忽略事物之间固有的差异，恰恰相反，正是在充分承认、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屏弃对不同社会、历史、文化等做轻率的优劣高下评判。由这样文化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出发，很容易过渡到章太炎的文字观。　　章太炎说：“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何以赋予一般看来殊少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文字研究，以兴邦爱国的巨大力量和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我想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观。　　一种是将文字视为书写表意的工具，另一种则不仅认识到文字的工具性，更是把它当作民族构成的要素。如果赞同前者，那么掌握、书写、传播的便利等无疑可以作为评判文字高下的标准；如果赞同后者，文字关联着兴邦亡国，其存废革新当然应该慎之又慎。章太炎从语言文字同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的紧密联系出发，“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遂天然语言，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语言文字亦不可齐”，对于将各民族不同文字，排定序列等级，分出高下优劣的做法，章太炎*是反对，“万国新语者，本以欧洲为准，取其*普通易晓者，糅合以成一种，于他洲未有所取也。大地富媪博厚矣，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有，明其语不足以方行世界”。在关于“万国新语”的论争中，李石曾“文字所尚者，惟在便利而已，故当以其便利与否，定其程度高下……于进化淘汰之理言之，惟良者存”的判断，和章太炎一贯的主张“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针锋相对，彰显出两种文字观——工具论和以语言文字“激动种性”的殊途。　　进一步说，章太炎的文字观与其用以建构民族认同的依据和对待历史的态度黏结在一起。首先，章太炎以历史谱系为依据，强调文化在定位民族身份时的重要意义：“文字政教既一，其始异者，其终且醇化。……所谓历史民族然矣。”又将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民族文化作为“立国之元气”：“国家之所以能成立于世界，不仅武力，有立国之元气也。元气维何？曰文化。……然吾国自比年以来，文化之落，一日千丈，是则所望于国民力继绝任，以培吾国者耳。”　　其次，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中，章太炎将历史观作为人类与动物区别的标志：“人类所以异鸟兽者，正以其有过去未来之念耳。若谓过去之念当令扫除，是则未来之念亦可遏绝，人生亦知此瞬间已而，何为怀千岁之忧而当营营于社会改良哉？”在此，他非常强调过往对现在以及未来的重要意义，历史不是单纯的回溯往昔，而意味着一个由过去到现在向未来的动态发展过程。想要抽刀断水，横空造就一个“未来的黄金世界”根本不可能，因为“过去的事，看来像没有什么关痛痒，但是现在的情形，都是从过去渐渐变来；凡事看了现在的果，必定要求过去的因，怎么可以置之不论呢！”朱维铮先生曾辨析章太炎的“提倡国粹”并不简单等同于“复古主义”，“他被清末*热衷于在中国实现意大利式‘文艺复兴’的一派学者，视作精神领袖……章炳麟一再把他‘提倡国粹’，与意大利的‘文学复古’相比拟”。建设新的与考掘旧的必须同时进行，闭塞了哪一个向度都不行。正如鲁迅所说：“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　　在章太炎看来，历史就好比默然流淌的长河，漫过今天的流水，必然来自那过往的源头；倘使那水流被污染了，那么治污的工作当然离不开发见被掩埋的源头。也就是说，要再造新世界，必得正本清源，必得复原被各种因素清理、抹除的历史记忆。而语言“上通故训，下谐时俗，亦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它记载了一个民族在各个历史片断中的丰富生活经验，语言文字对考掘历史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别的有新旧，文字的通不通，也有新旧么？”有意思的是，近代以降的学者，取回溯的姿态在历史情境中发见思想、文化资源时，往往提到那个流水的比喻和新与旧的辩证统一，比如周作人将现代散文的源头上溯到明末公安派文学时，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　　《留学的目的和方法》中，章太炎断然否定官方办学的功效：“不过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官所教的，总是不好。民间自己所教的，却总是好。”《我的平生与办事方法》中直言批评孔子教育弟子，“总是依人作嫁，*上是帝师王佐的资格”。这里，对民间私学传统的维护和对读书人依傍权势的批判（“他的志气，岂不是一日短一日吗？”）——二者固然出于章太炎对求学导致“热中于富贵利禄”的反感。但我以为这也同他重视复原历史记忆的观点一致，因为官方办学和学术独立的损伤，*容易使得历史经验被删改。　　综上，在章太炎看来，文字是文化的血脉，它为民族认同提供了一张重要的身份证；同时，文字对接古今，正可复现被压抑的历史记忆。而此二者正是现代民族国家奠基的重要基石。从探讨文字新旧出发，章太炎的思考汇入到宏大的国族话语建构中。　　相反，那种工具论的语言观，似乎抹除了章太炎在语言文字上的抱负，凸显其工具色彩。其实这种淡化反而强调的是另一种意识形态：以便利与否判决文字高下，“便利”隐喻着进步，从文字的革故鼎新自然可以过渡到文化的新陈代谢，由低级向高级进化。这显然为章太炎所不取。《〈新方言〉后序》中，好友刘师培揭示章太炎文字研究的寄托，一语中的：“昔欧洲希、意诸国受制非种，故老遗民保持旧语，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复之勋虇蕍于此。今诸华夷祸与希、意同，欲革夷言而从夏声，又必以此书为嚆矢。此则太炎之志也。”刘师培如此透彻理解章太炎的戛戛苦心，真可谓知己。　　值得一提的是，刘师培在语言文字上的观点，极为复杂。1903年，刘师培作《中国文字流弊论》，将“字形递变而旧意不可考”、“一字数义而丐词生”、“假借多而本意失”、“数字一义”、“点画之繁”作为中国文字的弊端。进而提出两种补救之法：一是“宜用俗语”，“致弊之原因，由于崇拜古人。凡古人之事，无不以为胜于今人”；二是“造新字”，“物日增而字不增，故所名之物无一确者”，“今欲矫此弊，莫若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这样建基于工具论的文字观，显然走在与章太炎立论迥异的理路上。尤其这“于中国文字之外”另造新字的主张，联系到刘师培无政府主义思想，那么从另造新字到采用“普及全球”的万国新语，这背后截断本根，趋向世界大同，默认西方现代性的“文字进化观”清晰可见，这与揭示“太炎之志”的刘师培真是判若两人！然而到了1908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上作《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指责时人“妄造音母”，“其识尤谬”，并申述汉字“文字繁减，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之文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顾形思义，可以穷原始社会之形”，“世界抱阐发国光之志者，尚其从事于兹乎！”此番言论，真可视为“太炎之志”的翻版。刘师培这个例子，是思想本身的对峙、分裂也罢，是观念的发展、更迭也罢（不可忽视章太炎对其的影响），足以说明西潮东侵时，中国读书人在语言文字观，进而在应对西方现代性的大规模展开时，其心灵世界的内在冲突与紧张。　　下篇：章太炎语言文字观同“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重合与分殊　　一、“文言合一”与“博考方言”　　章太炎与白话文运动诸人“文言合一”的倡导，皆导源于“声音中心主义”。章太炎说：“夫字失其音，则荧魂丧而精气萎，形体虽存，徒糟粕也，义训虽在，犹盲动也。”。坚持声音中心主义的立场，即在口头语言与书写文字二者的关系中强调以语言为本，故章太炎主张以语体行文以使言文一致。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引领风骚的钱玄同，即深受老师章太炎上述论点的启发，在为《尝试集》作序时，钱玄同说：“我现在想：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嘴里说这个声音，手下写的就是表这个声音的记号，断没有手下写的记号，和嘴里说的声音不相同的”，“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像那‘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异常古奥；然而这种文学，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既然文言不过是先人日常使用的白话，那么既无必要看轻白话，更没必要抬高文言。　　“中华的字形，无论虚字实字，都跟着字音转变，便该永远是‘言文一致’的了”，而“二千年来”，之所以“语言和文字又相去到这样的远”，完全是人为造成，一是“给那些独夫民贼弄坏的”，二是“给那些文妖弄坏的”，故而言文一致才是历史发展的正道。从声音中心主义的坚持，到溯源出一个言文合一的古典时代，再到现实中言文合一的倡导，章太炎的理论客观上为白话文运动奠定了历史的合法性，尽管这也许原非他主观意旨。　　目的相同，但所取用的理论规划与方案却各异，下面分两项粗略描述章太炎的观点，并见出他与白话文运动的某些殊途。　　（一）考掘旧有作为开新资源。在章太炎看来，语言文字记录着本民族的历史，它并未死亡，依然制约着今天的生活。而胡适等人文学革新的主要利器——所谓白话诗，原非劈空造出，《国学概论》中的这个例子，章太炎经常取用：　　提倡白话诗人自以为从西洋传来，我以为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他们如要访祖，　　我可请出来。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儿子史朝义，称怀王，有一天他高兴起来，　　也咏一首樱桃的诗：“樱桃一篮子，一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　　那时有人劝他，把末两句上下对掉，作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便与　　“一半青，一半黄”押韵。他怫然道：“周贽是我的臣，怎能在怀王之上呢？”　　如在今日，照白话诗的主张，他也何妨说：“何必用韵呢？”这也可算白话诗的　　始祖罢。　　语虽调笑，但白话“古代也曾有过”的论断却乃章太炎素所秉持。正因为他将白话视为语言流变的自然产物，否认其横空出世与西方血缘，“古今语言，虽递相嬗代，未有不归其宗，故今语犹古语也”，所以开新之法在于返本：“本之古音，以为纲纪，而下寻其品目，化声虽繁，可执简而驭也”。　　考订旧有的语言资源，求出正音，以便统一语音，推行国语——这样一番推本溯源的功夫，无论在工程实施上的浩繁还是精神特质上的复古，都不合于白话文运动。胡适认为死的文字不能表现活的话语，工具的破旧不堪与思想的日新月异之间愈益显出的分裂，催逼着时人“随时造词”，“所造的词多半是现代生活里边的事物；这事物差不多全是西洋出产；因而我们造词的方法，不得不随西洋语言的习惯，用西洋人表示的意味”。对于“新事新物，逐渐增多，必须增造新字，才得应用”的说法，章太炎虽然以为“这自然是*要”，方法却是“但非略通小学，造出字来，必定不合六书规则。至于和合两字，造成一个名词，若非深通小学的人，总是不能妥当”。“随西洋语言的习惯”与“深通小学”——二者旨趣迥异，可见一斑。其实对于那种抱怨工具破旧、不堪使用的言论，章太炎也是不以为然的，他分明有如下质疑：“别的有新旧，文字的通不通，也有新旧么？”　　对于章太炎念念不忘的文字，傅斯年是大加讨伐的，他明确将“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现代生活的社会里”作为“中国人知识普及的阻碍物”中“*祸害”的两条之一；而章太炎偏偏要在这样“笨重的文字”、“阻碍物”中考订正音。另外，傅斯年提出铸造“精纯的国语”，方法在于“留神自己和别人的说话”，这一立足当下的立场又与章太炎“本之古音，以为纲纪”的返本态度大相径庭。进而，在上述“增造新字”须得“深通小学”的主张后，有一段揭橥太炎寄托的文字：“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傅斯年则针锋相对：“文字的作用仅仅是器具，器具以外更没有丝毫作用吗？我答道，是的，我实在想不出器具以外的作用。唯其仅仅是器具，所以只要求个方便”，“造字的时候，原是极野蛮的时代，造出的文字，岂有不野蛮之理。一直保持到现代的社会里，难道不自惭形秽吗？……哼！这是国粹！这要保存！好个万国无双的美备文字！”　　值得一提的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章太炎这一“孤行己意”的苦心，在近三十年后的特殊历史时刻，得到了一位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历史的回应”，胡适在1936年坦陈：　　当然我们希望将来我们能做到全国的人都能认识一种公同的音标文字。　　但在这个我们的国家疆土被分割侵占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语、　　汉字、国语文这三样东西”来做联络整个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这三件　　其实只是“用汉字写国语的国语文”一件东西。这确是今日联络全国南北　　东西和海内海外的中国民族的唯一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