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述而批评丛书:追随巨大的灵魂

　　★日常生活的生理研究：《繁花》中的上海经验　　《繁花》是一部写上海和上海人的小说，虽然几年前已有人做出判断，“城市无故事”（王安忆《寻找上海》），但毫无疑问，《繁花》的作者金宇澄先生正是那种我们遇见的，能讲出地地道道的好故事的人。打开文本，仿佛听到一声发令枪响，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地起跑、冲刺向终点——那不可估量的人生的尽头。对今天还在坚持阅读长篇小说的读者来讲，这实在是一种奢侈。　　当下越来越多的都市研究和社会学理论，将上海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唯一的大城市样本，而现实中的外省地区则纷纷奉上海为发展模本。在这种状态下，对上海本土文化传统的讨论自80年代以来从没有停止过，人们总是想象着在这样一座重要的城市里，能够诞生无尽美好的文学、影视、艺术作品，如同巴黎、罗马、纽约那样。然而事实恰好相反，中心城市文化资源的倾斜，与叙事艺术作品的匮乏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这一二十年以来（从《繁花》故事的结尾处开始算起），这里的居民正在经历一种变化，越来越为某种单一的生活逻辑所捕获，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个人的社会属性十分单调，正如爱德华·索亚描述的那样，大城市犹如“许多线拧成的织物，但是激发每一股线的动力是对生产角色以及工业调整影响当代都市之处的注重”。到大城市生活，意味着接受既定的人生路线，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有其轨道和谱系，人的生命*大程度地融合了现代城市生活的普泛特征，同时随之过渡到了想象力的尽头。代替了传奇的，往往是特定社会角色之下可大量复制的感受，或者碎片化的信息，寄生在城市的主体之上，兀自沸沸扬扬。讲故事变得困难，背后其实是个人经验的贬黜。对于上海这座先锋之城来说，这样的状态无论具备怎样的存在合理性，都是令人怅惘的。而《繁花》这样的小说正是以其独特的方式复活了上海经验的书写，小说所描写的60年代和90年代两个时段，恰是*为流动、混杂，又*有讲头和看头的年代，在《繁花》里，两个时段的线索缠绕、呼应，贯穿了几位主人公的成长与个人经历。不过，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讨论上海经验，并非仅仅意味着为本埠文化整理传统和谱系，虽然《繁花》写作上的沪腔沪调，确实能为这一角度提供较为充分的理据。然而在我看来，所谓海上传奇已经远远超越了其自身的地域意义，无论从哪种角度，也不存在一种单一的上海想象，若梳理源流，上海叙事诚然标注了近代“市民生活”和“市民理性”的形成——可以翻译成商业文明和市场游戏规则对世道人心的塑造，同时，亦是激进理想和理念的孵化地。正如一位城市研究者所说的，“城市是一个实验室，或诊所，在其中，人类本性和社会过程可以被有力地进行研究”。上海无疑就是研究中国现代转型中的人性和社会过程的实验场所，而就一个移民城市来说，划地为界也没有多大意义。相反，这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历史，为上海叙事注入了不可替代的国族寓言意味，这也是今天，在文化、经济和政治建设各方面有所迷惘的我们，依然觉得上海经验与上海叙事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从这一点出发，会发现，当代上海的城市叙事在作家笔下，可以归为两种倾向。**是借助上海的“洋场身份”，将上海的某些元素点染成物化符号，与城市的阶层空间分布相联系，这是从30年代现代派的一支就开始了的，今天它依然在发挥作用，而且已经成为“怀旧热”的主要构成部分。事实上，历经了上海沧桑变幻的历史风云，那些商品拜物梦幻的核心说辞早已空洞化，不值一提，但借助今天新的社会等级机构，此类叙事为城市治理者增添了文化自信，这种借尸还魂般的契约已经达成。其实这种文化上的“夸示性”表达更多地汇入了时尚杂志软硬广告营销的种种形式中，这些形式正在挤压小说与其他叙事作品存在的空间，并且重构大城市中的精神生活，小说的功能与地位则不可避免地要改变。这些文化“夸示性”表达，无论发生在时尚杂志的专栏里，还是发生在某些流行小说里，都必须通过制造各种门槛而成立。相反，在《繁花》里你读不到任何装模作样的门槛，它对这城市每一位居民的前世今生开放，也因此，它勾连起了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是在多种空间的碰撞和挤压之中酿成的自然史。那些随时光飘逝而去的旧日街道的气味和影子，酿成了一种特殊的日常伦理和美学，《繁花》对这种伦理和美学有充分的写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