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

　　《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　　第四，《讲话》发表以后，陕北民间文化的系统整理与研究工作得到加强。　　“延安时期”对于陕北民歌的系统整理工作的标志是《陕北民歌选》的出版。《陕北民歌选》是《讲话》发表以后鲁艺大规模民歌采风活动的成果，由何其芳负责，张松如、程钧昌、毛星、雷汀、韩书田参加，将其编选为《陕北民歌选》，1945年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这也是“延安时期”出版的**本民间文艺方面的书。《陕北民歌选》的编定，如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刘锡诚先生所言：“是一项非常严肃而科学的工作，无论就积累民间文艺的材料和提供优秀文艺读物来讲，还是就我国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来讲，它都是一部难能可贵的选集。”①作为正式公开出版的纸质形态产品，《陕北民歌选》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传播意义不言而喻。全国解放后，当《陕北民歌选》由海燕出版社再版时，何其芳将他写作的包括许多精辟见解的学术论文《论民歌》作为“代序”。《论民歌》被研究者称为“有理由看作陕北采风的一篇总结和重要文献”②。此外，诗人李季在三边，“从那些农民出身的区、乡干部们，从那些劳动妇女、青年农民和那些*爱唱歌的运输队员们那里，收集了近三千首‘顺天游”③，只是限于当时的战时条件未能出版。直到全国解放后的1950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顺天游（二千首）》。诗人严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也出版了他当年在陕北、晋西北、内蒙等地搜集的信天游④。据贾芝先生介绍，“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和鲁艺音乐系的同志们在离开延安前往东北前夕，他们把几年来搜集的材料，一一清理，核实，分类，编辑成十几本民间歌曲，以油印形式出版，计有：陕北民歌、戏曲两本，河北民歌一本，山西民歌一本，眉户一本，道情一本，戏曲两本，韵锣鼓一本，审录一本，器乐曲一本等”①，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的成绩来之不易。　　另外，陕北民歌的研究工作得到加强。1942年，吕骥在《民间音乐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该文论述“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目的”、“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原则和方法”、“民间音乐的范围”以及“应该研究的问题”等内容，提纲挈领，切中要害，堪称中国民间音乐研究的纲领性文章。柯仲平在1939年写就《论中国民歌》，也从“我们应继承并发展中国民歌的传统——民间艺术”、“民歌的优点”、“革命的民歌”等方面谈了自己的认识。《讲话》发表之后，安波在1942年11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高尔基民歌论的注脚——几个论点的阐述》，站在新文艺的高度上认识民歌的价值。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边区的音乐运动》中明确指出：“在党中央文艺政策的领导之下，一切文艺创作都从大众化人手，因而这些作品更会被大众所接受，它是有简单、雄亮、活泼、轻松的特点。它反映了抗战生活，提高军队和人民的革命精神和政治觉悟。”②还有当时主持选编《陕北民歌选》的何其芳，虽然在延安没有看到此书的出版，就被派遣到大后方重庆工作。在重庆期间，他写作了《谈民间文学》和《从搜集到写定》两篇文章，阐发他对民间文学的基本观点和从陕北采风中得到的经验。他在《从搜集到写定》中这样写道：“北京大学当时主要是从它的学生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去搜集，因此儿歌民谣*多。鲁艺音乐系却是直接去从脚夫、农民、农家妇女去搜集。深入到陕北各地，和老百姓的关系弄好，和他们一起玩，往往自己现唱起歌来，然后那些农夫农妇自然也就唱出他们喜欢唱的歌曲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