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

　　《社会权力的来源（**卷）：从开端到1760年的权力史（套装上下册）》：　　这是接近终极首要性问题的门径，但并不是一个答案。对马克思和韦伯理论之间的主要争论点——我们是否能拣出经济权力作为决定社会模型的*终决定因素——我甚至还完全未作评论。这是一个以经验为根据的问题，因此，在试图于第十六章作假定性回答和在第三卷作全面回答之前，我首先要重新审查证据。　　经验主义的检验之所以必须是历史主义的，有三个原因。**，这模式在本质上关系到社会变革的进程。第二，我反对把社会看作单一的，这使得一种可替换的研究方式，即“比较社会学”方式，更加困难。社会并不是可横过时空作简单比较的独立单元。它们存在于区域互动的特殊框架之中，这种框架按照它们的某些主要特色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当可比较的事例如此之少的时候，比较社会学的机缘是非常有限的。第三，我的方法论是“用数量表示”权力，描绘出它的确切基础构成，而且这一点是直接而明显的，即在整个历史当中，许多权力有了巨大发展。史前社会的支配能力（对于自然和人），比方说，就逊色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支配能力又逊色于晚期罗马共和国，而晚期罗马共和国又被16世纪的西班牙大大超过，之后又有19世纪的英国，如此等等。比较重要的是把握住这一段历史，而不是作全球对比。这是一个有关“世界时代”的研究，用埃伯哈德的说法（Eberhard，1965，p.16），按照这一研究，权力发展的每一进程都影响着周围的世界。　　*适当的历史是*强大的人类社会——即现代西方文明（包括苏联）——的历史，这一历史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近东文明的起源几乎一直绵延至今。它是发展的历史，尽管不是进化的或目的论的历史。关于它，不存在任何“必然的”东西——它恰恰发生在那一范围（而且结束于若干场合）。它并不是任何单一社会或地理空间的历史。正像这样的事业通常所做的那样，我是以新石器社会的一般条件为开始，然后逐渐移向西方和北方，贯穿安那托利亚（Anatolia）、小亚细亚（Asia Minor）以及地中海东岸诸国和岛屿（Levant）而到达地中海东部地区。然后它将移向欧洲，结束于18世纪欧洲*西部的国家——大不列颠。每一章都关注权力的“主要界限”，在那里，把人与空间结合为支配性结构的能力在基础构成上得到了*大发展。这样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历史的，但它的跳跃也是一种力量。支配能力在跳跃中的发展是参差不齐的。因此研究这些跳跃和试图对之作出解释就给了我们*好的进入首要性问题的经验主义门径。　　在这部历史中我忽略了什么？当然有极多的细节和复杂性，除此之外，每一种模型都把某些现象置于中心舞台，而把其他置于舞台两侧。如果后者曾占据中心舞台，那么这模式就不能有效地处置它们。本卷有一个显著的缺陷：性关系。在第二卷中，我谋求根据它们在历史中的实际不平衡性证明我不平衡的处置是有道理的。我将论证，性关系经历漫长有记载的历史，直至18、19世纪欧洲开始发生急剧变革的时候还依然如故，仍然是一般的家长制（patriachy）形式。不过这一讨论要等到第二卷。本卷所讨论的权力关系，通常是男性家长间在“公共领域”的那些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