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腔

琼瑶《窗外》 “但愿我生时有如火花，死时有如雪花” 许多人都不知道，琼瑶小说在上海的传播，曾经有过一段奇异的旅程。我母亲是沪剧爱好者，少女时期考上区沪剧团，因为家里反对她唱戏，才放弃了梦想。她是从沪剧舞台上看到《月朦胧鸟朦胧》《心有千千结》之后，才买了琼瑶女士的小说，继而喜欢上这个作家，开始追随她的电视剧。在此之前，她并没有真正的阅读习惯。 我小时候在家里看到过《心有千千结》的书，还用牛皮纸包了封面，令人感受到一种朴素的珍惜。那时候我家里根本没有几本书，母亲将《心有千千结》常放在床边，尽管她的婚姻很糟糕。再婚之后，她不再沉迷言情小说，开始艰辛地耕耘日常生活。偶尔一次继父说起，他年轻时曾经乱闯红灯，骑自行车从工厂里赶回家看电视剧《几度夕阳红》，母亲在一边笑嘻嘻地嘲讽他是神经病，是令人欢喜的温馨场景。 母亲告诉我，1987 年她生我时，一时取不出名字，就想用《心有千千结》中小护士江雨薇的名字。“ 雨里的蔷薇”，她觉得这个名字的意境很好，取了谐音，还怕被人看出来，故意把“ 蔷薇”的“薇”，改成了“微笑”的“微”，所以我的名字是从琼瑶女士小说里来的。我母亲是无线电厂的女工，没有什么文化，我的名字寄托了她对我未来的期望。她可能从未想过我会成为作家， 也不敢想我会成为一名老师。命名是一种期望函数，也许在那个年代，我母亲从心底里希望我漂亮、活泼、善解人意，还能嫁入豪门，这一生就算圆满了。她没有在意小说里所说的“ 这名字太软弱”，又或者那个时代的女性并不以为软弱是什么问题。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沪剧改编通俗小说的情况屡有发生， 不仅是流行小说，也改编诸如《茶花女》《魂断蓝桥》等浪漫故事。如今的舞台上，这样的戏已经很少见，令人十分怀念从前花园书房里的痴怨情仇和外国舞会上说着一口上海话的杯盏心事。 据当时的沪剧导演刘卫国回忆，沪剧《月朦胧鸟朦胧》上演后，赢得了广泛瞩目，先后在市内几个剧场演出，都出现了爆满的热潮。这台演出，刘灵珊盘旋在宴桌前独叹的舞姿脱胎于昆剧“ 盘桌子”的身段，舞台上还有裴欣桐和陆超的吉他弹唱和双人舞，在现代歌舞里糅进了传统的“ 串翻身”“ 扳腰落地”等等（刘卫国《我导沪剧〈月朦胧鸟朦胧〉》），可以说先锋又精彩。改编者也是用心在编曲、舞美和借鉴多门类的表演艺术上。沪剧《心有千千结》甚至承担了一些挽救票房的功能，据上海沪剧院的诸伯承回忆，当年上海戏曲舞台上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困难局面，有的演出上座率只有三四成，在这种不景气的状况下，上海沪剧院三团改编了《心有千千结》，谁知公演后，反应十分热烈，连演连满。从琼瑶小说的传播史来看，它们可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影响了很多上海观众。 在这个时期读起琼瑶，源自很偶然的机会。写完博士论文以后，有一段极度疲倦的日子，刚好有个朋友送了我三个版本的《窗外》，闲来无事，我翻了一遍，居然觉得挺好看。因为这实在不是我印象里的琼瑶，尽管她曾离我的人生那么近。譬如我以前看琼瑶小说的时候，*纳闷的就是怎么小说里老是在下雨，是不是一种重复的文本布置。“望着窗外那绵绵密密的细雨”（《烟雨蒙蒙》）、“她心里像燃烧着一盆好热好热的大火……外面的雨已经加大了”（《我是一片云》）、“外面在下雨，你不能出去，你会受凉……”（《庭院深深》）。这让我想起黄锦树曾经在散文《芦花江湖》中写到的，当《落雨的小镇》获得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时，他收获了东年的评价，“小说里的雨下得太大了”。 “小说里的雨下得太大了。”一直到我在台北前前后后住了五年，我才知道，台北的雨有时候真的是那么大的，可以下那么久，可以成为进入梦里的沁凉和凛冽，并不是琼瑶女士刻意文过饰非。就连张大春都写过：“雨大得把我的牙齿都淋湿了。”与此同时，更加深刻的懂得还包括“ 台湾桂花开的季节特别长”（《烟雨蒙蒙》）。我常在政大校园门口闻到桂花香，直觉桂花都乱开， 贯穿一年始终。 在琼瑶小说进入大陆之前，大陆年轻男女在表达“ 爱”这件事上其实是有困难的。男女谈恋爱，不会说“ 我爱你”，内心巨澜与爱的失语互相映照，是一个世代的心灵景观。琼瑶女士带领一代年轻男女完成了“ 爱的教育”，这种教育包括情感启蒙、情感表达方式及情话书写。当然，她也不可避免地诱发了受困在不幸婚姻中的妇女觉察到自己的弱小和不幸，觉察到自己可能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她令她们想起了自己家乡的初恋情人，想起了漫长的离别，也想起了枯燥的日常生活和永恒的心碎。她们可能发现自己家的客厅里开始需要一些鲜花，可能发现今晚月亮的颜色令人感到寂寞，发现窗外下雪了，然而心中的雪显然下得更大一些。她们也可能对自己报废的一生不再怀有希望，却给自己的女儿取了一个听来的、好听的名字，希望下一代能够获得更多的重视和关爱，希望女儿能嫁给真心喜爱的人，不要像自己一样，受困于婚姻的牢笼郁郁寡欢。但对于那个理想爱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理想爱情应该是什么样的，她们心里又不是十分清楚。她们好像找到了一个远大理想，却没有具体的目标。这种“ 唤起” 与憧憬，着力在日常生活里，依然是飘忽而渺茫的。因为现实生活仍然是公共性的，爱情的社会意义、社会责任仍然被强调着， 婚恋需要服从国家建设，更要讲求集体利益，许多劳动模范在叙述自己事迹的时候，都会强调“几次推迟婚期”，好像大禹治水的民间传说。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国家在话语表达上才确认了婚姻属于个人私事（董怀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婚姻“私事化”研究》）。所以在2000年之前，琼瑶言情的范畴都还是先锋的产物，是民间的、边缘的、未被确认却被广泛感知的情感教育范本。我们都是这个范本脉络的遗产。可以说，自私奔之祖“卓文君”企图把男女婚姻变成私事，一直要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才终于实现了，这真令人感慨。 神奇的是，尽管我们早就叫琼瑶女士“奶奶”，但“琼瑶热”在大陆起起伏伏，始终没有完全退出过历史舞台。网络时代又将这些老剧重新翻炒一遍，表情包和弹幕令“琼瑶”符号从代表着诗情画意、激烈矫情的女性样态，流衍并生发出一种奇特的幽默感，仿佛是技术时代的馈赠。 2015年，初安民先生推荐我参加香港书展，获益匪浅。书展上有一个朗诵会，陈若曦女士朗读了她的《七十自述》片段，因为实在太有趣我记录了下来，她朗读的内容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