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

我的战争回忆录
一九八九年九月三日

我对战争的**次清晰记忆，是在夜里被鼓声惊醒。空气中飘来一阵烟味，父母正在盥洗室里焚烧着文件。母亲走近我的床前，对我说：“日本人来了。”我听到的鼓声其实是炮声。那是1941年12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转移到了上海。那一年我才5岁。
那时候我们住在租界爱多亚路的一所公寓里。父母都是记者，父亲是英文《大陆报》年轻的执行总编。父亲的报纸是反日的，因此他被列入日本公敌的黑名单。现在连租界也庇护不了他，是时候再觅他处了。
保镖到了，我们收拾好行装，离开公寓，迁到了位于涌泉路（今南京西路）上的国际饭店。我们的房间位于高层，平素不会有什么人来探访。接下来的那几天，父母亲经常在房间踱着步子，抽两根闷烟，和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低声地交谈着，只有到了用餐时间才冒险到饭店的餐厅去。我站在窗前往雨中投掷着纸飞机，看它们盘旋着消失在下面拥挤的人行道上。
《大陆报》被查封了。有一天，外面的风头没有那么紧，父亲去了报社（这是他许多年之后才告诉我的）。谁料，不一会儿，一小队武装的日本士兵也来到了报社。让父亲惊讶的是，领队的中尉Ichero Iwatate竟是他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同班同学。Ichero Iwatate从枪套中抽出了手枪，粗暴地命令父亲进入办公室，并指示他的士兵在外面待命。一进到房间，Iwatate反手关上门，将手枪收起来，微笑着说：“嘉棠，一切还好吗？有什么可以让我帮忙的？”“我现在得给同事们发工资，伙计。”父亲回答说。
Iwatate等父亲从保险柜里拿出钱，然后他再次拿出他的手枪，和父亲返回到编辑部。
几年后战争结束了，父亲在上海找到了Iwatate，那时他身患肺结核，奄奄一息。父亲从未忘记这个密苏里同窗的慷慨仁慈，作为报恩，父亲帮助他回到了日本。
我们搬到祖父的家，在法租界海格路（今华山路）上的一幢灰泥外墙大房子里。11口人，包括三个姑姑、一个叔父，还有睡在阁楼上的三个佣人。祖父本来在郊区拥有一座水泥厂，但这再也不能成为收入来源，因为水泥厂也被日本人占领了。祖父每天的时光就是花在拆卸和组装收音机上。
母亲打包了她和我的行李，包括她从美国带过来的西蒙牌床垫，将这些东西送到规定的集中营。每个人都那么严肃阴郁，但我才5岁，心里还在渴望着前方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事。
就在我们临走前一天，一个新的法令规定说：有中国配偶的敌国外侨不用进入集中营。我们的行李却已一去不复返，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和我被赦免了，家人为之欢欣流泪，我还记得当时自己因为错过了一次大冒险而深感失望。
战争开始没几天，有人带我们去看一个集中营。那些幸存者还没有被释放，在愤怒地推扯着铁丝网。其中一个妇女以为我们是日本人，还向我们吐口水。
就这样，我们在海格路的祖父家里耗着，等待局势好转。士兵们会定期敲开我们的家门，询问房子是不是我母亲所拥有的，如果是的话就要没收上交给天皇。那些时刻大家总是心惊胆战。父亲经常跑到战时的首都重庆去，做一些我们不清楚，但猜测是跟抗战有关的工作。祖父收听BBC电台有关战争的新闻，但短波收音机是禁止使用的，他每次听完之后就要把收音机拆卸成零件，然后藏起来。
我在中式学堂念书，直到炮火过于密集才退学在家，跟一位先生学习。夏天的时候我就逗蟋蟀，但是我厌恶我的钢琴老师，他总是在姑姑以及她们男朋友的注视下，敲打我的指节，并洋洋得意。但无论如何，我们算是幸运的。我们可以省着吃米饭和大豆、番薯混在一起的食物，而在外面的大街上，可以看到乞丐在冬天里被冻死。
母亲变卖了她的订婚戒指和其他珠宝，为家里添置煤炭，并正式登记注册为敌国外侨。这意味着她需要戴一条黑色的臂章，同时不得走出我们弄堂的范围。
她在堪萨斯城备受呵护，先就读于林登伍德（Lindenwood）学院，然后在一个长老会女子学院上学，*后在密苏里大学接受教育。在那里她遇到并嫁给了一个中国学生——我的父亲。他们的婚姻使她父母震惊。现在，她远在他乡，离家长达7000英里。有一天国际红十字会捎讯来说她的母亲已经辞世，她伤心欲绝，后悔不能对她母亲说自己有多么的爱她。
早先，母亲决定，既然美国已被卷入战争，作为一名美国人，她理所当然处在战时，因此她冒着极大的危险，与空降的美国飞行员碰面，鼓励他们，并和他们谈论有关美国的事情。她开着一辆有收音设备的卡车四处做着秘密广播，宣扬抗日，呼吁抗战必胜。她说，这是她的责任。
战争的后几年，美国空军对上海的轰炸开始变得频繁。因为怕被高射炮的炮弹碎片伤到，我被禁止外出。但只要一有机会，我就钻空子溜到后院的棚门上，看战斗机在空中盘旋，小不点的炸弹从投弹机上次第落下，随即远处便腾起硝烟。有一次，肯定是银行遭到轰炸了，因为像乌云一样的纸币飞越过我们家的房子，但那些纸币，现在只是一些废纸了。
外面谣言四起。有人说美国军队就要在上海附近着陆，下一次袭击就要夷平整个城市，一种炸弹已经发明出来，可以毁灭任何东西。那人叫我不要透露风声，但只要一见到别人（通常是弄堂里的工人），我就会口无遮拦地说出去。
就在战争即将结束的一个下午，父母亲带着我去公园。当我们到那儿时，美国的飞机正开始轰炸防护栅栏外一条溪流上的铁道桥梁。飞机贴着树低空飞行，机枪在我们头上扫射，发出令人恐惧的噪音。
人们四处奔跑，寻找遮蔽之处。我拉着母亲的手一起跑，有些人摔倒在地。*终我们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涵洞，我们蜷缩成一团，无法挤进去，因为人们已经挤满了里面的空间。不知为什么，父亲看起来很生气。
后来，母亲问我为什么没有拉住父亲的手。“你伤了你父亲的心了。”她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婚姻已经破碎了。现在想来，那是我们*后一次一家人一起外出。那也是我对战争的*后一次清晰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