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数字和玫瑰旅行

1.孩时的旅行 上大学之前，温州一直是我见识过的*大的都市。这座如今以小型工商业闻名的城市，离我那盛产蜜橘的故乡仅100多千米。那时候的浙东南有许多盘山公路，途中还需两次汽车轮渡，因此虽然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了，乘客和司机中途仍要在一座名为白象的小镇用午餐，这个地名连同那美味的海虾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去温州是为了看望小姨妈，她在瓯江的码头上做装卸工， 后来她因身体过早衰退，先我母亲去世。**次去温州时我只有6岁，和母亲同行。那时正值“文革”中期，“大串联”已经结束，中学生们开始上山下乡了，令人羡慕的是他们有机会去边疆。我认为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如火如荼地展开，恐怕与这些免费的旅行也有关系。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母亲和兄长又各带我去过一次温州，它依然是我心目中的繁华都会。 就在我第三次从温州回家没几天，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北京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接着，他乘坐的波音飞机抵达杭州。据长辈们说，为了能让尼克松的专机安全着落，杭州笕桥机场进行了扩建。当报纸上刊登出总统先生在花港观鱼的照片时，我正在300千米外的一所乡村小学念书，从未见过火车的我被这件事触动了，在笔记本上画下他的旅行路线。我用的是一亿分之一的比例，线路全是笔直的，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亚洲东部和北美之间*近的航线要经过阿拉斯加州的阿留申群岛。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不仅有着非凡的政治意义，同时它也打开了一个孩子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至今我对那位引咎辞职的美国总统深怀感激，无疑他也是20世纪下半叶对中国影响*大的西方人。 值得一提的是，我和这位大人物的缘分并没有就此结束，20多年以后，尼克松的葬礼在他位于南加利福尼亚的故乡约巴林达小镇隆重举行，那会儿碰巧我又在160千米以外的另一座城市收看电视转播。那是我许多次西方之旅中的头一回。可时光似乎总是不均匀分配的，对一个民族是这样，对一个人也是这样。英年早逝的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他从20岁开始用三年的时间写作了200多首诗，其中包括他一生的大部分力作，而在生命中的*后7年，他仅写了8首诗。出现在我个人身上的奇迹是，我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亲身游历了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超过历史上绝大多数探险家。在某种意义上，旅行对于我这个从小在乡村长大的人来说，已经成为心灵的真实需要。 2. 旅行与旅游 为了使下面的叙述变得更为明晰、准确，我想把“旅行”（travel）和“旅游”（tour），“旅行者”（traveler）和“旅游者”（tourist）加以区分。旅行和旅行者除了包括通常的游览观光和增长见识以外，还带有其他目的，甚至是怀有某一种使命，至少是遵循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因为一个人的生活阅历无论多么丰富，毕竟是有限的。本书无意谈论政客、商人、富豪和明星们的出访活动。我心目中的旅行者是那些试图在旅行中获得灵感或启示的人，例如， 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僧侣、探险家等。 自从17 世纪以来，意大利便是欧洲各国青年才俊向往的旅行目的地，他们在那里探寻先辈的足迹，寻找创作的灵感。这类行动往往是自发的，正如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在她的诗中所写的， 是因为缺少想象力才使我们离家， 远行，来到这个梦一样的地方？ 至于他（她）们的旅行属于自费、官方派遣或得到私人基金会的资助（西方有各种各样的旅行奖学金），这一点并不重要。事实是，作为外交使节的鲁本斯和作为流浪艺人的高更，两人都从异国旅行中获益匪浅。 当然，我也无意把另外一类人排除在外，即那些漫无目的的旅行者。他们为数众多，有的可能在很久以后才能获得世人的认可。其中*有名的例子要数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假如他后来没有成为热那亚人的战俘，没有向狱友讲述离奇的东方传奇，谁会知道他呢？同样，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年轻时都分别在南太平洋的捕鲸船和密西西比河的运输船上做过水手，很多年以后，他们才依据各自的经历写成了传世之作——《白鲸》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虽然绝大多数旅行者默默无闻，不为后人所知，但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这个世界才变得可爱、精彩纷呈、适宜居住。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哪个女子不怀春？我想说的是：哪个少年不梦游呢？ 3.史上的旅行者 在早期社会里，由于缺少袖珍钱币和其他便于携带的交易媒介，长途旅行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虽然游历很广，也不过局限在波斯和地中海的范围内。 人类历史上*早的远行者可能要数中国东晋的法显和尚。公元399年，法显和尚以65岁高龄，从长安出发，经西域由陆路去天竺取经，后由海路从耶婆提国返回，历时约14年。当他回到长安，天子已更新了两朝，东晋也快要灭亡了。可惜，法显与后来的玄奘、鉴真、郑和一样，没有创作出一部有机整体的作品。他们之所以在历史上留名，是因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贡献，不过，除了玄奘因为后人的一部《西游记》广为人知以外，其他三位的知名度仅限于中文历史教科书的读者。 遗憾的是，这4位远行者都没有抓住历史的机遇，成就更伟大的事业。尤其是郑和，曾7次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领船队到过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其足迹遍及今天的泰国、斯里兰卡、印度、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在时间上，他比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的时间要早近一个世纪；在距离上，他的航程是哥伦布发现美洲航程的一倍；在年龄上，他首航时比达?伽马大6岁，比哥伦布小7岁；在规模上，他率领的船队有200多艘船，其中大型宝船就有60多艘，共约超过27 000人，*大的船长约150米，宽约60 米，需要200 多人驾驶才能启航，可容纳上千人，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三艘船总长不超过70 米。 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统治者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是世界的中心，对探险没有太大的兴趣。组织郑和七下西洋的明成祖在文化方面倒是颇为费心，在位期间修成了《永乐大典》。虽然当时的中国已经拥有了罗盘针和航海图，但是缺少理想主义的梦想和发现新航路的勇气，尤其是没有早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和竞争机制来刺激航海。郑和的每次远行都受天子派遣，而非哥伦布那样自告奋勇，郑和本人又缺乏航海的经验，他的船队只好沿着已知的海岸小心翼翼地行进。实际上，朱棣命郑和“ 通使西洋”，是因为郑和的祖父和父亲曾经到过麦 加朝圣，同时也是对他辅助自己篡位的一种奖赏。 有的史书记载郑和*后客死在今天印度西南部的卡利卡特，而郑和去世65 年以后，达?伽马的船队抵达的正是同一座城市。更为巧合的是，从法显到郑和，这4 位中国跨国旅行家要么是佛门弟子，要么是太监。我想问问，当时那些普通人都忙些什么呢？ 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延续至今的“学而优则仕”和“官本位”思想在那个年代里极为盛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为祖先开脱，从地理位置上看，在亚洲处于发现新大陆*有利位置的无疑是日本，而绕过好望角到达欧洲的新航路应该由印度人去探索，不是吗？ 欧洲之角正好处在伊比利亚半岛，那里是旧大陆离新世界和非洲南部*近的 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