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修辞:文艺复兴以降意中文学人物描写研究

引言 远古文化中充斥着如是观念：外貌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映射着人之秉性与品质的相关侧面。可以说，内在美德可由外在形象表征，反之亦然。这一观念深深地根植于西方与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政府往往精心建构或美化帝王的形象，同时公众也会将自身的期望与忧虑投射到这些显赫人物的身上，因而王者之像也是他们的创造物。作为肉体与内在品质抑或命运的关联机制，相学可谓检视个人与世界关联的*具象的手段之一。本书旨在以相学入手探究中国与意大利的史书传记中对帝王的描绘，从而管窥两种文化里人物外貌描写的一些特征。通过大量文本考察，尤其是研读传记与史书中的统治者肖像，我们不难发现肖像传统古已有之，且为“再造”或“创造”的产物。 目前，已有大量关于西方古典与意大利相学的研究。伊丽莎白·C.埃文斯（E.C.Evans）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她于1969年发表《公元2世纪的相学研究一文》，其中追溯了古代相学的发源与历史流变，广泛关注人的外貌与其内在品质的关系。她还介绍了相学领域颇具影响力的专著以及相学方方面面的影响。较埃文斯更早些的是日内瓦·密申纳（G.Misner），阐释了路卡西（Loxus）及其面相研究b 。其他关于相学具体撰写人或者说相士的研究还包括埃文斯的《相士兼外科医生盖伦》、费边·欧派克（F.Opeku）的《〈阿普列乌斯的蜕变〉中的相学研究》。伪亚里士多德的专著被认为是众多相学著述的源头，这本书囊括了大量基于个人经验的例证，且对人种问题关注有加，可谓意义重大。它从希腊冗杂的经典中幸存下来，后被翻译为阿拉伯语，也成为阿拉伯语经典之作。有研究还发现了更近一些的一部典籍与另一注解本，这两本都是用阿拉伯语书写的。与此同时，在巴 - 赫布鲁斯（Bar-Hebraeus）编辑的维基百科词条里，遗失的叙利亚译本片段得以重拾d 。大约与阿德曼提斯同时代，还有一本后来被安德烈（J.André）重新印刷的无名氏拉丁语专著。该专著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阿普列乌斯（Apuleius）所作，不仅涉及波列蒙（Polemo）还涉及伪亚里士多德和相士路卡西。该文本马克·弗罗斯特（Marc R.Foerster）于1893年所编辑的选集里仍可看到，其中还有非常有价值的引言，以及埃文斯对该主题广泛的整体研究。但也有许多其他学者已经就该话题做过研究，比如鲁道夫·阿斯穆斯（R.Asmus）、A·麦克·阿姆斯特朗（A.M.Armstrong）、鲁道夫·米戈（R. Megow）、曼弗雷德·班姆班科（M. Bambeck）、吉尔伯特·达日隆（G.Dagron）和玛利亚·海伦·玛格内（M.H.Marganne）。 从研究方法来看，杰弗里·E.R.劳埃德（G.E.R.Lloyd）的《科学、民俗与意识形态：古希腊生命科学研究》和塔姆辛·S.巴顿（T.S.Barton）的《政权与学识：罗马帝国下的占星术、相学与方术研究》值得关注。此外，M.M.萨西（M.M.Sassi）的《古希腊人学》是从伪亚里士多德理论出发论证了相学。从意大利相学的发展来看，主要聚焦于文艺复兴时期。譬如，露西亚·罗烈德（L.Rolder）的著作《模仿沉默的脸》，就16—17世纪的相学传统展开了哲学思考。就相士研究而言，作为16世纪声名卓著的相士，德拉·波尔塔（G.B.Della Porta）受到了比其同时代相士更多的青睐。科西莫·卡普托（G.Caputo）在其《人相结构：焦万·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与16世纪文化世界》中指出了伪亚里士多德衍生出的德拉·波尔塔相貌的重要性。其他出色的著作还包括路易莎·穆拉罗（L.Muraro）的《焦万·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巫师与科学家》、保罗·皮卡瑞（P.Piccari）的《焦万·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哲学家、修辞学家与科学家》和毛里西奥·托里尼（M.Torrini）编辑的《焦万·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的欧洲时光》。 相学在古中国流传甚广，也为老百姓所知，但将其作为研究主体的学术研究并不多。在当代，中国相学通常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譬如，在李零的《中国方术考》和《中国方术续考》中，相学被认为是方术的分支。基于敦煌相学的手稿，譬如《唐宋相书的著录与种类》《敦煌所出相痣图 CH.00209，S.5976校理释录》《敦煌相书残卷》《隋唐五代的相士群体》《敦煌写本P.2752（B）相法残卷研究》以及《敦煌相学与佛教占相内容异同论》，王晶波研究了唐代（618—907年）和五代时期（907—979 年）的相学。黄正健的《敦煌文书中相书残卷与唐代的相面》总结了当代的相学。 尽管古中国涉及相学的历史文本与哲学文本颇丰，但相学依旧未能引发中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从事古中国相学研究的英语学者更是寥寥无几。譬如，约瑟夫·尼达姆（J.Needham）的多卷本《中国科学与文明》只用了不足4页的篇幅来粗浅地介绍中国相学。其他一些相学评论还包括肯尼斯·杜志豪（K.De Woskin）的《古中国的医生、相士与巫师》、杰克·达尔（J.Dull）的《汉代梵文的历史介绍》和伯恩哈德·卡尔格伦（B.Karlgren）的《古中国的传奇与邪教》。还有两位西方学者对中国相学做过研究，其中一位是中国宗教研究专家利维亚·科恩（L.Kohn），她在《相学书》中介绍了学识广博的相学书籍《神相全编》，清晰地图示了相学文本从唐代到帝国晚期的发展史。 不过，科恩关注的是中古及其后期的文本，事实上，汉代谶纬文本中就已经存在大量相学研究词汇以及后期相士们沿袭的一些理论知识。乍看上去相学像是即兴评论与普遍原则、民间信仰与理性判断、明察秋毫与一概而论混合而成的大杂烩。读者*先被一种恐惧真空震慑到，种类繁多的个体外貌数据几乎被施了魔法般聚拢起来。亚里士多德提出眼见为先，“正如我们所见，我们之所以热衷看相貌，是因为我们每次学习与推断事物都是‘就是那样’。如果我们从未见过原型，那么我们就不那么喜欢看表相了，而更关注技巧或颜色或其他方面的原因” a 。从形象表征来看，连接身体内在与外在的面相学无疑可视为一种视觉与文本创造的有效工具。 许多学者阐释了艺术中的相学表征，譬如摩西·巴拉斯克（M.Barasch）的《性格与相学：波契·昂·多纳泰罗的〈圣乔治〉》、皮尔斯·布里顿（P. Britton）的《面部符号：莱昂纳多的相学及〈人之四重普遍心境〉》与阿维格多尔·博斯科（A. Pose?q）的《贝尔尼尼的面相交流论》。通过研究帝王面相，盖伊·迪金斯（G.Dickins）在《希腊时期肖像》中基于当时的理想主义理论描绘了一些硬币上经典的希腊帝王半身像。他认为描述帝王时，类型比个体特征更重要。布兰奇·R.布朗（B.R. Brown）的《皇家塑像与硬币头像：皮洛士与亚历山大一世继承者们》以*初的皮洛士为原型将肖像的生成以及帝王肖像表征王权及其附属权的功能进行分组，从而投射出更勇敢的形象，展示出与其官职相称的视野与领导才能。D.R.E.怀特（D.R.E. Wright）的《本尼迪克特·帕尼（Benedict Pagni）在萨拉索塔（Sarasota）的“美第奇夫人”（MediciMadonna）：美第奇赞助与肖像画研究》记述了帕尼在梅蒂奇·科西莫一世公爵法庭的事业构想的来龙去脉。彼得·梅勒（Peter Mailer）受研究伟人肖像的相学影响而撰写了《文艺复兴时期英雄肖像的相学理论研究》。迈克尔·可瓦克斯坦因（M. Kwakkelstein）的《相士莱昂纳多·达·芬奇：绘画理论与实践》阐述了相学对莱昂纳多的影响。相学是中国古典肖像绘制的重要原则，这在于建华的《中国画论类编》、曾佳的《画中观相，相中评画》、小川阳一的《明清肖像画与相学的关系》、霍弘彦和王飞的《相学与中国传统人物画理论研究及其应用》以及杨新的《肖像画与相学》中均有所论证。至于艺术中帝王将相的描绘，温·C.方（Wen C Fong）的《宋元明时期的帝王肖像画研究》对此颇有见解。 那些文本记述融合了社会习俗与人文主义论断，它们通过引经据典来重构事实上已知晓的事物。然而，我们强调某一代表物的定性时并不意味着贬低它的认知输入功效。在文学与历史领域中，外貌描写确保了读者即时性的熟悉感，而它多多少少都受相学影响。莉娜·博尔佐尼（L.Bolzoni）的《焦万·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记忆术中的戏剧、绘画与相学》阐释了相学对修辞学的影响a 。相貌通常呈现的是普遍的经验与可观察到的现象，而不是某些特殊的或是私密性的现象。为了全面呈现个体，即兼顾道德描绘与身体肖像，早期作家倾向于运用外貌或者一般相貌证据来使之“有血有肉”，或推断出一般的性格。古典文学表征中就存在许多关于相学的研究。福斯特对埃及的纸莎草（papyri）和希腊罗马文学直到基督教时期的人相学素材进行了深入研究，追溯了纸莎草时期的有关描述。他还在基督教的肖像中发现了一些土著文学传统的证据。他认为，具象描述是一种土著埃及官员的识别方式，被希腊征服者*先采用a 。密申纳似乎与他持不同观点，她的《图像画》追溯了图像描述的起源，认为纸莎草时期的图像描述是一种鉴别方法，并且坚持认为图像描述源于希腊，否定了约瑟夫侯爵提出的埃及起源说。就其文学传统而言，图像描述源于荷马，后来的人相学则见证了荷马人物素描的真实存在。密申纳描述图像画在希腊罗马文学中的发展时，不可避免地要追述相学理论史。 伊丽莎白·埃文斯对希腊罗马文学中的外貌描写所做的研究可圈可点，譬如《禁欲主义视角下的塞涅卡（Seneca）戏剧：肖像画》《普鲁塔克（Plutarch）与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的外貌描写：以雕像为例》《古代史诗中的文学肖像画：关于古典史诗中外貌描写的研究》。凯瑟琳·麦克唐纳（Katherine MacDonald）在《德拉·波尔塔的〈人相学〉中的人文主义自现：渊源与创新》指出，德拉·波尔塔的面相观并非一味沿袭中世纪与古代，她选取了一组同时代的名人，并运用自我推销的人文主义方法加以分析，由此展现了人相描写的社会功效。 我们在对人物的描述中建立了一些原则，因而人物类型是由其相应的原则确立的，这些类型在后期以惯用语的形式留存下来。众所周知的强有力的文学价值体系则确保了人物类型的延续，即使为其发展创造条件的政治结构解体了，这些依然保持原样。换句话说，文学造就了现实。万晴川的《中国古代小说与方术文化》认为，传统方术影响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方方面面，而相学作为方术的一种形式也包括在内。依万晴川之见，相貌是塑造性格的主要因素。无独有偶，格雷姆·泰特勒（G.Tytler）在其《欧洲小说中的相学 : 面相与命运》中从类似的视角研究了小说。 借助外貌建构形象以便于小说读者辨识与接受人物角色，这要比史书和传记中的肖像描绘晚些。考虑到历史上人们对统治者的关注度，学者专门对他们的相貌做了研究。霍华德·坎特尔（H. V. Canter）、库赞（J. Couissin）和艾伦·沃德曼（A.E.Wardman）、密申纳，尤其是约瑟夫·福斯特（J.Fürst）从普鲁塔克、苏维托尼乌斯和阿米阿努斯（Ammianus）的希腊传记残篇与《罗马皇帝传》以及启示录文本和基督教文本中零散的文学肖像中发现了大量的人相素材。此外，W.杰弗里·塔特姆（W.J.Tatum）在《普鲁塔克时期的帝王像》中呈现了普鲁塔克绘制的帝王像，并且从王室意识形态角度分析了作者的意图。卡拉·朗杰迪克（K.Langedijk）提出，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重新激起了人们对肖像画“外观”的兴趣：“自乔维奥（P.Giovio）起中心转移至对某一人物面部特征的辨识，相比之下，中世纪时期则重在类型描述而非个体。人们也想要将传记、文学描写中的道德例证完完全全呈现在人眼前。”他的发现再次证明了古典权威或书面文字的力量。托马索·卡西尼（T.Casini）对16世纪名人肖像和传记中的相学做过扼要研究，并认为名人的性格重塑与确立受到了相学意识的影响，他的兴趣在于文字与形象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