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的情怀与哲思/中国历代文化名家

第１章 《儒林外史》视野下的科举功名 面对科举功名，早年的吴敬梓是一个痛苦的失意者，而后期的吴敬梓则是一个冷静的考察者和思索者。他的《儒林外史》，以冷峻而幽默的风格，从举人的身价、揣摩乃举业金针、功名与人品、功名与学问、功名与机缘、功名与世情、功名与风水等不同角度，展现了科举时代的功名以及围绕功名而展开的社会生活。《儒林外史》的描写，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科举制度的利弊，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科举时代的民间社会。 一、举人的身价 明清时代，中国民间社会对举人怀有强烈的迷信心理。在他们眼里，举人是“天上文曲星”，与普通的人是不一样的。 读者想必记得范进的一场遭遇。他想去考举人，因没有盘费，去同岳父商议，结果被胡屠户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 在胡屠户眼里，“尖嘴猴腮”的范进怎么会是“天上文曲星”呢？然而，出乎他的意料，范进居然中了！中了，这就证实了范进确是“天上文曲星”，确是地上老爷，区区胡屠户与“天上文曲星”相比，自觉卑微至极，再也摆不出丈人的架子来。因此，当范进突然发疯，要胡屠户打他一个嘴巴时，胡屠户为难地说：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 胡屠户好不容易壮着胆子打了范进一下，便不觉那只手隐隐地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得很了。 上述情节经常被用来说明胡屠户的势利性格。胡屠户固然势利，但以上描写却旨在揭示市井小民对举人的迷信心理，他们天真地相信举人是上天降下的星君，绝不能当作寻常人看待。他们打心眼里崇拜举人，绝不只是出于利害算计，如严贡生之讨好范进。当“范举人先走，屠户和邻居跟在后。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时，当胡屠户高叫“老爷回府了”时，胡屠户对范举人的迷信心理无疑居于主导地位，巴结的意味倒是其次。 明清社会对于举人的迷信心理源于明清科举制度。明清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级是院试；第二级是乡试；第三级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 院试由学道或学政主持，在府城或直隶州的治所举行。院试之前，有两场预备考试。**场为州县试，由知县或知州主持，考中的称童生；第二场为府试，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主持。这两场考试没有名额限制，知县或知府一般总是让考生通过，以便他们能参加院试。 院试是决定童生能否成为生员的关键考试，录取的比例极小，100名考生中通常只有1至2名。院试过关，考生便取得了生员的资格，俗称秀才。做了秀才，即正式成为下层绅士的一员。虽然秀才不能直接做官，但一方面，他们从此在经济上免于赋税和徭役，国家还给予一定的例银或其他津贴，在社会地位上高出平民百姓一等，见知县时不必下跪；另一方面，他们可参加举人等更高级别的考试，有希望跻身上层绅士的行列。所以《儒林外史》第二回说： 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做“朋友”。称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进了学，不怕十几岁，也称“老友”；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还称“小友”。就如女儿嫁人的：嫁时称为“新娘”，后来称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与人家做妾，就到头发白了，还要唤做“新娘”。 生员与童生的差别之所以被比为妻与妾的区别，就是因为童生还是平民，而秀才却已沾到绅士阶层的边。 乡试比院试高一级，每三年考一次，地点是北京、南京及各省省城。乡试前的预试称科考，由学政主持，主要目的是确定哪些生员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的主持官员称主考，有正有副，由皇帝选派。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 乡试中被正式录取的称为举人。考举人的竞争之激烈至少与考生员相当，每百名生员中，幸运者仅一两名。举人的功名则比生员重要得多。因为，举人不但可参加会试投考进士，即使考不中进士，也能参加“大挑”，或做知县，或做学官，从此步入仕途；再退一步，哪怕不做官，在地方上以其绅士的身份，也实际上参与大量地方事务的管理，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考上举人是读书人成为上层绅士的标志。它在读书人的人生经历中是极为关键的一环。科举制度为读书人参与国家管理提供了一条通道，民间社会对成了举人的读书人的崇拜，就是在这条通道运行良好时产生的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