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弱点

1.“如果你想得到蜂蜜，你就不要捅蜂窝” 　　 　　1931年5月7日，纽约市警察局有史以来*大范围的追捕行动达到了它的*高潮。经过数周的调查，“双枪”克劳尔——这个既不抽烟也不酗酒的杀手，陷入了重围，被困在了他女友在西尾街的公寓里。 　　 　　150多个警察和侦探在他隐蔽的地方设下埋伏。警察在他公寓屋顶上凿了一个洞，想用催泪瓦斯把这个“警察杀手”给熏出来。同时，他们还在四周的建筑物顶上架设了机关枪。然而，这个纽约环境*优美的居住小区，在接下来一个多小时里，手枪、自动步枪交火不断。克劳尔躲在一个堆满了各种杂物的扶手椅后面，不停地朝警察射击。超过十万民众在街上惊恐万分地目睹了这次战斗。在此之前，纽约市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样惊险的一幕。 　　 　　当克劳尔被捕后，警察局长官E.P.马罗尼宣布这位暴徒是纽约有史以来*危险的罪犯之一。“他会因为极其微小的一点事而大开杀戒。”警察长官说道。 　　 　　但是，“双枪”克劳尔是怎么看待他自己呢？我们了解到，当他和警察激烈交火的时候，他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他写信的时候，从伤口涌出来的血，染红了信纸。克劳尔在信中说道：“在我的身躯下隐藏着一颗疲惫的心，但这是一颗善良的心——一颗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心。” 　　 　　在这之前不久，克劳尔驾着车，和他的女朋友在长岛的乡间公路上调情，突然，出现一名警察。警察走到他们的车旁说道：“请出示你们的驾驶执照。” 　　 　　克劳尔二话不说，直接拔枪朝这名警察连开数枪。警察应声倒下，克劳尔跳出车来，捡起了这名警察的左轮手枪，又用左轮手枪对着这名警察的尸体连开了几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还敢说“在我的身躯下隐藏着一颗疲惫的心，但这是一颗善良的心——一颗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心。” 　　 　　克劳尔被判电刑。他被押送到辛辛监狱的死刑房后，他说道：“这就是我自卫的代价？这难道就是我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所付出的代价？” 　　 　　这个故事要说明的是：“双枪”克劳尔一点都不会为他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感到后悔。 　　 　　这是罪犯中一种很少见的态度吗？如果你认为是的话，请继续听听下面的这个故事： 　　 　　“我把我一生中*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别人，让别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但是我所得到的只有耻辱和被别人追捕的下场。” 　　 　　这就是奥·卡本说的话。是的，他就是美国的全民公敌——*邪恶的黑帮首领，曾经横行于芝加哥等地。然而，卡本却从来都不责怪自己。实际上，他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慈善家——一个不被欢迎和被误解了的公共慈善家。 　　 　　荷兰人苏尔兹，纽约*臭名昭著的歹徒之一。他*终死在其他黑帮歹徒的枪口下。但是，在他死前，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公众慈善家、大好人。一次，有一家报纸采访他，他居然厚颜无耻地宣称自己是一名热心的慈善家，而且他对此深信不疑。 　　 　　刘易斯·罗斯是纽约臭名昭著的辛辛监狱的监狱长。我曾写信给刘易斯·罗斯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们的通信颇有意思。关于这点，他说：“在辛辛监狱里，几乎没有罪犯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们就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他们为他们的罪行辩解、开脱。他们能很泰然自若地告诉你为什么他会开枪，为什么他会撬开别人的保险柜。他们大多数的人都试图通过荒谬的逻辑来为他们的反社会行为辩解，*后都坚定地认为自己不应该被关进监狱。” 　　 　　如果奥·卡本、“双枪”克劳尔、苏尔兹，还有监狱高墙后的那些狂徒一点也不为自己的行为后悔，那么我们日常所接触的那些人又是否会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忏悔呢？ 　　 　　约翰·瓦纳马克，瓦纳马克连锁店的创始人。一次，他说道：“30年前，我就了解到批评别人是件很愚蠢的事。我并不埋怨上帝在分配我们智慧时的不公平，因为我们要克服自身的缺陷都已经非常困难了，当然更没有时间去埋怨上帝了。” 　　 　　瓦纳马克很早就领悟到了这一点，但是我在这个冷漠的世间独自摸索了30载，才领悟到这个道理：一个人无论做错了什么，无论他的错误有多么的严重，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会责怪自己。 　　 　　批评毫无作用，因为它让被批评的人处于一种自我保护的状态，而且竭尽全力地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批评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会伤害到一个人宝贵的自尊，伤害到一个人的自重感，*终激起怨恨。 　　 　　一位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B.F.斯丁尔通过他的试验证明：一只动物学习那些它认为是正确的行为会十分迅速，而且记得更牢固。这远远比通过惩罚它们错误的行为来教育他们更为有效、迅速。随后，这个试验运用到了人的身上。通过批评，人们一般不会改变已成习惯，而且往往激起怨恨和不满。 　　 　　汉斯·瑟勒，另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他曾经这样说过：“就像人们渴望被认同一样，人们同样厌恶被批评。” 　　 　　批评带来的记恨只会打击你的员工的积极性，影响你和家人、朋友的感情。同时，你所批评的境况也仍然得不到改善。 　　 　　俄克拉荷马州因帝的乔治·约翰顿是一家建筑工程公司的安全协调员。他的职责之一就是监督员工佩戴好安全帽。他说，以前当他看到有员工没有在工地上佩戴安全帽时，他就会上前说一大堆的规章制度，再命令员工佩戴好安全帽。通常，员工会不得已戴上他们的安全帽，但是当他走后，他们又会把帽子摘下来。 　　 　　约翰顿决定采取另一种方法。一次，当他遇到一些员工没有佩戴好安全帽，他亲切地询问这些员工佩戴这些帽子是否舒服，大小是否合适，接着，他用一种亲切的语调提醒那些员工，安全帽是设计来保护他们以免受伤的，*后再建议他们在工地上的时候，*好还是戴好安全帽。结果呢？越来越多的员工愿意配合他的工作了，而埋怨和不耐烦的抵触情绪也大大减少了。 　　 　　如果你稍微翻翻历史文献，你会发现这种例子早已经司空见惯了。就拿共和党塞罗德·罗斯福尔和塔夫托两位总统著名的争吵为例子吧。这次争吵弱化了共和党，并帮助了民主党的伍德罗·威尔逊入主了白宫，从而使美国在**次世界大战中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我们再一起来看看事情的经过吧。 　　 　　1908年，塞罗德·罗斯福尔即将卸任时，他也支持塔夫托来竞选总统。随后，罗斯福尔去非洲打猎狮子。当他返回后，由于塔夫脱的各项政策远远偏离了他的既定政策，这让他十分生气。他严厉谴责了塔夫托总统的保守政策。为了第二次当选总统，罗斯福尔自己组建了公麋党。在这次选举中，戚廉姆·霍华德·塔夫托领导的共和党只拿下了两个州——佛蒙特州和犹他州，这是共和党历史上*惨烈的挫败。 　　 　　塞罗德·罗斯福尔对塔夫托横加指责，但是塔夫托总统责怪自己了吗？当然没有。他眼里含着泪水，委屈地说：“我真的不明白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 　　 　　那应该责怪谁呢？是罗斯福尔还是塔夫托？坦白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关心它。我所想说的即使塞罗德·罗斯福尔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塔夫托的身上，但是仍然没有让塔夫托认为自己是错误的。这只让塔夫托更努力地去为自己辩解，*后反复地含着眼泪说：“我真的不明白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