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榖梁传》政治哲学研究-以秩序为中心的思考

宋代学者郑樵主张《春秋》就是鲁国的史记，并不包含什么微言大义；后世经学家试图探寻《春秋》褒贬进退之义例的做法，其实是在破坏《春秋》的价值。清代学者袁谷芳和郑樵的看法一致，认为《春秋》的价值在史料上，而非义理上。他主张《春秋》就是鲁国旧史，即便孔子阅读并收藏过《春秋》，也无法改变它的史书性质。宋代政治家王安石的意见则更为激进。王安石直接将《春秋》戏称为“断烂朝报”，即陈腐零散的朝廷文书。可见，在王安石的眼中，《春秋》只是一部残缺零散的史书，其史料价值尚且乏善可陈，更毋庸说什么修己治人、安邦定国的经学价值了。
不过，从历代保存下来的文献看，坚信“《春秋》是一部包含义理原则与价值评判之经书”的观点还是占了主流。《庄子·天下》记载：“《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是先秦时期评点诸子、综论各家的重要文献，其客观性较之《庄子》外、杂篇的其他篇目要高得多。《天下》概括《春秋》的特质是“道名分”，这可以与孔子的“正名”思想以及先秦的“名实”之辩联系起来理解，隐约折射了《春秋》拨乱反正的匡正作用。又如《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评点“六经”各自的教化功能，说道：“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的教化作用是通过“属辞比事”来实现。所谓“属辞比事”，并不是简单地在形式上修饰文辞，而是依照历史事件所昭示的深层意蕴，来选择和厘定合适的记载方式与表述手法。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笔则笔，削则削”。与保证记事的客观性以及凝练语词的准确性相比，“属辞比事”是更高的要求，也更难做到。倘若无法敏锐捕捉到典型历史事件的深层次意义，则下一步的微妙记录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礼记·经解》继续说道：“《春秋》之失，乱。”如果仅仅从皮毛上掌握了《春秋》之教，妄图“属辞比事”，那么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录就会呈现出头绪不清、义理乖张的混乱局面。只有“深于《春秋》者”，才能做到“属辞比事而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