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井而饮-明清以来黄土高原的生活用水与节水

水池与水关联，水池的开凿及其方位、形态等受风水观念的影响，州县治所、乡村聚落的水池修建均包含改变或补益风水的思想意识，在县城水池则是“为济民用而助文风，所系甚矩”e。在乡村则是“所以壮观瞻，所以补风水也”。山西省万泉县之王公惠民池，“非特莲动竹喧，利穷檐之浣濯，抑且桂科杏第，关阖县之文明”。壶关县康熙年间将章公堰改为水池就体现了风水思想，“形家谓乘离应坎，文运于此焉启。而水行所旺，聚宜设池”。河南省林县县城的水池的修凿似乎更加突出了水与“文运”的密切关联。水池碑文载“堪舆家言，阖邑风水所关，往时常流，科第极盛，后壅塞不利。康熙二十七年，知县徐贷详请疏浚，照旧灌注，未几黄骏果登贤书。又新浚洪峪涧渠，下注辛安池内……康熙三十一年知县熊远寄修浚，渠道坚固，三水复注，有便民汲，次年牛孟图又捷秋闱，士民立石记之”。据上所述，水池在州县治所不仅供求生活用水，同时突显了补益“文运”的作用。 在广大乡村，水池修凿在村庄的布局中也有相当的风水讲究，所谓“池坡之说，所以壮观瞻，所以补风水也。余村旧有池坡，观形度势，实在中央。迄今数百余年，而人文蔚起，户口繁殷，则村势之兴隆，未始不借此以助其风脉也”。水池在乡村“不独小益于人事，而且大有补于风脉”的思想在乡村水池碑刻较为常见，如山西省昔阳县某村庄同治六年（1867）水池碑刻载：“事有关于风水……改作方池，俾水为停蓄，似有财源宠深之象焉，盖于吾乡汲水不无小补。”山西省壶关县店上镇绍良村水池名为鲲化池，池为何得名，因为“形家之说，村近鱼形，鱼得水而生，而又不终为池中物也”。遂取庄子“北溟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之句，得名鲲化池。是池之成，固以维风，且以济用。在乡民看来，乾隆年间的一次长达三年的修理实在是一件惠泽长远的善举，“以言维风，则人文渐以蔚起，以言济用，则饥渴可以无忧矣”。山西省洪洞县罗云村乾隆四十年（1775）重修水池后，村人以为，此次修池，不仅扩大水池容量，减少了水池渗漏，“行见水日积而日采，万民之薄澣自便，六畜之式饮随时。犹其后也，而池水之澄清，远映霍岭之秀，近接云山之灵。异日者，地运渐转，人文蔚起，移风易俗……”陕西省蒲城县永丰村北部，南临沟畔，以风水观之则为地势不足。乾隆三十二年（1767）合村捐资凿池，工成之后一年，已是绿树荫浓，蔚然深秀，“村墟殊觉改观，况水为财库，而将来之富厚可豫卜矣！是以叹人功之造作，可以取天之所生，而补地之不足”。 在古人看来，除生活、生产、娱乐等基本功用外，水池还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成为日常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山西万泉县王公惠民池“水色空明，天光掩映，秋露降而暮漪洁，春雪消而新涨平……轻风徐漾，鲛人织水面之绡，明月孤悬，龙女捧波心之镜”。莲动竹喧，浴鸭而呼，是黄土大塬上的风情。山西省壶关县西池“北枕龙溪，东凭雉堞，西南亦皆带螺峰，形势秀远，且池陂高旷，登高而眺焉，宛然负郭之幽渚也”。水池在修理之后，“巨浸澄鲜，不减东泉曲江之胜，……固令人流连不置矣。试观东西辉映，秀启舆图，彼涸此盈，既可相需为用，而波光云影，润泽林峦，不更钟灵文运哉！”则是一派太行山间的美景。河北省武安县阳邑村之圣水池，每年春季赴马洺泉顺水渠流20 余里入池中，“春夏之际，锦鳞游泳，凫鸭互飞，水色天光，一碧无涯，往来行人，群聚相观者，恒无虚日，此邑西一大观也”。山西省黎城县洪井村的大池不仅规模大，“其修理之要，经营之久，风景之丽，与夫功用之宏，均有为他池之所不及”。此池一年四季风景不同，“春冰即泮，池水湛清，楼台倒影，毫发可鉴，花光树色与水面相照映；夏则黄童白叟，往来运麦，与水底之影成四行焉；至秋则月印波心，静若沉璧，雨洒微澜，水与天接，苏子云：‘潋滟固好，空濛亦奇’者非此也耶？冬则坚冰既结，其明若鉴，六七童子，相与蹩躄其上，作溜冰之戏”，则勾勒出一幅乡村的田园画。黄土高原一些乡村水池旁建有池神庙、龙王庙，与之相对则有舞台、戏楼，演戏酬神。有的水池旁建有影壁、楼牌、社亭等，神庙、戏楼、影壁、楼牌、社亭等与水池联为一体，使水池景观内容更为丰富，形成了乡村广场。壶关县固镇《济旱池碑记》载：“西修影壁，固元气也，东移舞楼，广市场也。”水池周围不仅是汲水之地，还是聚会之处，游乐之场，交易之所。 在黄土高原地区，无论州县治所，抑或广大乡村，水池与其他景观共同形成了区域景观，但在相对缺水的北方地区，水池这一人文景观形象化地突出反映了居民生活用水*基本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形成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类型。它作为人类利用环境的产物，同自然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体现了人对环境的认识以及对其改造利用的态度。本文有关水池的诸多论述，包括水池事务的组织形式、用水秩序、风水观念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在探讨这种景观形成的人文因素，反映了水池景观之所以形成的独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