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色野记

陶渊明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他还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可在老北京，当人们面对不义之事、贫穷之苦时，只怕每个人要既忧道，又忧贫。今天讲述这些并非忆苦思甜，而是不忘历史。
一
北京过去有许多奇葩的职业，如卖黄土的、卖瞪眼儿肉、换取灯儿的，倒卖果子皮、二货茶的。卖黄土的人找个板儿车，到城墙根儿去“上班”——找城墙上没砖的地方，拉一车黄土卖到煤厂里，摇煤球或做蜂窝煤。说得不好听点儿，这是破坏公物。但一天拉两车黄土，起码能有饭吃。卖瞪眼儿肉的，在马路边上架一口大锅，里面筋头巴脑连骨头带肉什么都有，论块卖，不能挑，先吃后数签子结账。买的人都把眼睛瞪得溜圆，好挑一块肉多的。换洋取灯儿的多是妇女，你给她破烂儿，她给你取灯儿，等于变相地收破烂儿。这样她能稍微多赚一点儿。

再有就是卖果子皮的、卖二货茶的。有的人家吃苹果的皮可以攒多了卖给这类小贩，小贩用糖浸了当零食卖。有的人家茶叶只泡一货，再晒干了接着卖。*底层的小贩们就用这各种零散的小玩意儿，三倒腾两倒腾，拼着缝赚出那点儿嚼谷，实在可怜。但小玩意儿没成本，起码能赚个仨瓜俩枣的。还有那些卖干劈柴的、卖布头儿的、卖梳头油的、卖草帘子带狗窝的、卖估衣的……都是能供穷人吃饭的营生。旧京有白面房子，有*下等的土窑暗娼，街边也有坑蒙拐骗的，也有摆着桌子写着“吃馍当兵”的国民党征兵处——当了兵就给两块钱，不少一无所有的人以“当兵”为生，入了伍找机会就跑，换个地方继续当。
民国时期，各地若有灾荒，人们就会逃荒，河北一带的多会逃到北京的郊区县城，伺机而动，若能混则到北京试试运气，不行则退守乡里。一些人进了永定门，有的人家在大路旁搭个简易的棚子，摆个小酒摊儿，卖上自制的豆腐丝拌萝卜皮，就能把小摊位支起来谋生了。刚开始连荤菜都卖不起（没钱进货），后来会把小酒摊儿做成大酒缸二荤铺b，以卖给南来北往赶路的、赶大车的。这样的摊位没什么摊位费可交。哪怕是小孩儿，也可以挎个篮子去卖半空儿（花生），卖臭豆腐、打粥。而他们平常也吃不饱饭，只能夏天在土堆上拾西瓜皮啃，或者偷别人家院子里的枣儿，连雪花酪都没吃过。

侯宝林、关学曾等老辈的曲艺人，小时候都过着几近要饭的生活。但他们学了曲艺，在天桥等地撂地演出。演得稍微好些，能进杂耍园子，再到进剧场，还能成名成角儿。另有京西的煤矿，大约普通矿工日工资五毛，学徒工四毛，若没有休息日的话，一个月也能挣十几块大洋。好的跑堂的干上二十年，回乡下也能买房子置地。
国民政府南迁以后，北京改叫了北平，房价、物价都不高，能解决贫苦人的吃肉问题。北京小吃多价格低廉，便于携带，有刺激性的味道，不论好吃与否，定能果腹。卤煮、爆肚、羊杂碎等都是动物内脏，起码是肉；大凡中南海、北海与颐和园等，门票都不算高；天桥一带的曲艺表演，多是分时间计价，一刻钟打一次钱，每次打钱不多，在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几分钱。因此，不论穷人富人，都一样吃小吃，逛公园，听曲艺。

再穷的人家，逢年过节也会买只猪头来炖。那猪头不好买，要提前到肉铺去预订，临了说要肥的，还能提前饶上几张肉皮。把猪头洗干净了，用刀背在顶上剁上几刀，将脑骨剁开（剁不好，到处都是碎骨头渣子）。用葱蒜花椒、用大锅把猪头炖到九成熟，再把猪头肉从头顶扒开，接着炖，直至晾凉了分食，将猪脑另上锅蒸。这几乎是北京*底层人的生活。
正所谓“游商不税”。旧京挑担子叫卖的人过去是不上税的。而摆摊儿的，都是由他在街面上摆摊儿的地方来管。比如，在一家大药房面前有块地，有一修鞋的、一剃头的、一卖煮面条的。这三家要跟药铺打招呼，药铺伙计可由他们免费剃头、修鞋、拿着面条来白煮。逢年过节，这仨摊位给药铺送礼物，药铺的还礼还得轻，那意思来年接茬儿干；还得比较重（如还了只烧鸡肉食），意思是，我们这儿不合适，来年您换地方吧。没有什么地租或税收，一切是以礼物、互利互惠的方式来交易，赔赚计算并不明确，人情、面子、礼仪要远大于利益。

过去天桥一带，大街上游动着卖茶水的人，一手提着茶水瓶子，一手抱着粗瓷大碗，一大枚铜圆两碗。朝阳门外、天桥南边，甚至有几处给乞丐住的客店，叫火房子。在屋子中间挖个大坑生火，一圈乞丐围着取暖，每天一大枚或几个小子儿。穷人家的女人则去缝穷，一个挨一个坐成长蛇阵，每个人腿上堆满了破铺陈，早上先去粥厂打粥，然后回来缝穷，多是缝袜子底儿。
穷人的生活都在温饱边缘，但还不至于绝望。过去的人觉得，只要是进北京讨生活，不管**代人多么穷苦，只要是熬过这一代，第二、第三代就能扎根儿下来，下一代多少不会挨饿，兴许能读上点儿书。实际上是再过一代就解放了。读个不收学费、连伙食住宿都免费、只需要自己带个铺盖卷儿的中专或师范，多少能有点儿文化，就能翻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