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至十一世纪敦煌文学研究

　敦煌文学的特质新议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书的发现，是人类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这些文书在时间上跨度较大，上起五世纪，下至十一世纪。有明确纪年的文书，*早为英藏S.113《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晚的为俄藏Дх1696“宋咸平五年壬寅岁（1002）五月十五日记”的写经经卷，从东晋十六国迄至宋初，前后长达五六百年。这批敦煌遗书的发现，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学、宗教、艺术、考古、历史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与学术发展。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此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馀录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为此呼吁国人投身于敦煌学的研究。21世纪伊始，荣新江先生在《敦煌学十八讲》中曾引用上述陈先生的话，对21世纪的敦煌学作展望时说：“敦煌学之所以一直作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而长盛不衰，原因之一是敦煌文献收藏单位在不断公布新材料，敦煌学者也在不断地思考新问题。”“敦煌写本的编目、整理、校录、考释和敦煌学的个案研究，仍将在21世纪持续下去，而且相信会做得越来越细。但从敦煌学的资料来看，还有不少课题值得开拓。”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5页。这是继陈寅恪先生之后，再次对国人投身于敦煌学研究的21世纪呼吁。 　　 　　敦煌遗书发现一百多年来，敦煌学呈现出一片繁荣盛况，但其具有广阔而丰富的研究前景，期待我们去努力。有鉴于此，笔者主要以敦煌遗书为研究对象，试以钩沉五至十一世纪敦煌本土作家作品创作的原貌，希冀进一步丰富敦煌文学的认识与研究。 　　 　　**节独特的文人作家群体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从西汉时期开始，移民屯田，发展经济，促进河西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两汉时期，河西地区安定富足，成为中原人士避乱的安全港湾。西汉末年，王莽篡政，中原内乱；东汉末年，董卓叛乱，三国争胜，一些世家大族为了躲避中原纷乱，避居河西，为敦煌文化的长足发展带来了新鲜的学业。西汉末年，扶风班彪避乱河西，投奔窦融，窦融保据河西，归顺刘秀，进一步促进了河西的繁荣与富庶，到东汉时，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很快发展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后汉书·郡国志》），各国商旅，僧侣使臣，集会敦煌，所谓“驰命走吏，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一派繁荣富庶，也吸引着大批中原大族迁居于此，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科学技术、丰富的文化知识，从敦煌遗书中可以追溯到的有名大族，如索、阴、张、氾、令狐、唐、曹等当时大姓，为后世敦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使在后来敦煌被吐蕃统治近一百年后，仍然能够旗帜鲜明地保持中原文化特色，不能不归因于前代的雄厚文化根基。 　　 　　从现有敦煌遗书出土的五世纪初叶，敦煌正处于五胡十六国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时值西晋永嘉之乱，一些中原世族逃奔河西，一时之间，中原英才，再聚河西，承继中原文脉。《资治通鉴》云：“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胡三省注：“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资治通鉴》卷123）“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北史·胡叟传》）公元400年，李暠占据敦煌，创立西凉政权，继张氏之后，在敦煌地区又一个汉人建立的割据政权。李暠励精图治，短短十数年间，凝聚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学者，如刘昞、宋繇、张湛、阚骃、张显、氾称、索敞、程骏、阴兴等，皆一时之杰，开创了“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的彬彬盛况。可惜好景不长，公元422年，李暠开创的西凉政权被北凉蒙逊所灭；公元439年，北魏攻破姑臧，北凉灭亡。北魏皇帝下诏凉州“士民东迁”，除刘昞因年过70岁，恩准返乡外，其他如宋繇、张湛、阚骃、索敞、程骏、阴兴等，先后被迫离开河西，一时之间，敦煌等地人才空缺，从此一蹶不振。从北魏迄隋朝，敦煌文学发展相当缓慢，创作的文学作品不怎么多，但它为敦煌文学入唐后的繁荣作了准备。 　　 　　步入唐朝后，大唐以雄浑的国势，开放的胸襟，为敦煌带来了一次空前发展。在唐五代时期，结合敦煌本土作家作品创作的情形，一般又将敦煌文学又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唐代前期，以中原文学作品传入敦煌为主，敦煌本土作家作品不具代表性。但是，中原腹地文学作品的大量涌入、中原作家的边塞文学创作，很快地促使敦煌本土文学走向复苏，今天所能见到的大多是一些无名氏作品，当然也出现了一些名家。如杨绶《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P.3608、P.4640），创作于大历十一年（776）八月，但这篇作品在敦煌地区流传很广，直到近一百年后，敦煌从吐蕃手中光复了，当时的归义军政权中的僧界*高长官唐悟真（869—895）还都很喜爱这篇作品，足见它的文学魅力。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讲，杨绶可能并不是敦煌本地人。从唐朝开国（618），到大历十一年（776），长达1500多年；而且，即使在大唐文学一片繁荣昌盛的背景下，敦煌本土文学的复苏之路，仍然是艰难而漫长。当然，这个时期敦煌本土作家不够突出的很大原因在于，大唐安定富庶，中原文化尤其是都城长安文化主导全国，所以，敦煌本土人才都奔赴中原腹地。而与此同时，从外地来到敦煌漫游、从政的墨客骚人，自然也不在少数，他们的文集作品，也大多散落在今天的敦煌遗书中。不过，这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重点。 　　 　　二是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文学初具形态，本土作家作品逐渐在唐代文坛中崭露头角，以窦昊《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王锡《上吐蕃赞普书》以及P.2555卷的72首敦煌没蕃人的诗歌*为典型，历来备受关注。这个时期，敦煌本土涌现了不少名家，如窦良骥、吴洪辩、吴法成、唐悟真、善来、李颛、利济、智照等，他们的出现，为敦煌文学注入了活力，带来了敦煌本土文学新的发展机遇。吐蕃统治敦煌，成为唐五代敦煌本土文学发展的转折点，敦煌本土文学创作从此走向新的繁荣。 　　 　　三是归义军时期，颜廷亮指出这是“敦煌文学历史上作者*夥、作品*多、成就*大、发展时间又持续*长的时期”，也是“敦煌文学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和代表时期” 　　颜廷亮：《敦煌文学千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前后长达190年之久。这一历史阶段，一般学界大致又细分为归义军前期（848—914），为归义军张氏政权；归义军中期（914—1002），为归义军前曹氏政权；归义军后期（1002—1036），为归义军后曹氏政权。纵观归义军时期近两百年间，敦煌本土作家队伍空前壮大，作品数量剧增，敦煌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大多出自这一时期。 　　 　　归义军时期的两位名僧：悟真和道真，分别代表了归义军前期和归义军中期两个重要时期诗歌创作的高峰，P.3052、P.4640、P.4660、P.3770、P.3720、Дх153等敦煌写卷，留下他们数量可观的作品。同时，涌现了一批像张永（进）、张文彻、张球、张延锷、杜太初、杨继恩、翟奉达、李幸思、灵俊等出色的本土作家，以及《白雀歌》《龙泉神剑歌》《张议潮进表》《敦煌录》《白鹰诗》《敦煌廿咏》等优秀作品。而到了归义军后期，在敦煌本土文学领域已经缺乏旗帜性人物，敦煌总体走向衰落。敦煌文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由此结束，颇令人扼腕长叹。 　　 　　此外，敦煌文学作者的民间化色彩浓厚，作者群体广泛。敦煌文学作品作者不仅为数众多，而且社会阶层分布十分广泛，上到归义军节度使、显宦望族、僧官大德，下至贩夫走卒、沙弥农夫，无所不包。同时还有一定数量的女性作者、儿童作者，在祭文、愿文、写经题记、书仪、打油诗等应用性、趣味性很强的作品中，均出现她们的身影。所有这些，展现出敦煌文作者群体的独特之处。 　　 　　当然，这些民间作者大多佚名，如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收录敦煌歌辞1300余首，序言称“1200首内僧、俗具名之作仅占225首，余975首皆失名之作”；汪泛舟《敦煌石窟僧诗校释》指出，在数量千余首敦煌石窟僧诗中，虽然有以道安、悟真、禅月、良价、道真等人为代表的高僧、名僧创作的诗篇，但是敦煌僧诗中的大部分作品，则出自无名氏之手。所有这些，都给敦煌本土作家作品整理与研究带来一定的难度。 　　 　　第二节异域文体的独特风貌 　　 　　五世纪伊始，西凉政权的创立者李暠便以出色的文学才华而统领群英，他曾创作《靖恭堂铭》《上巳日曲水诗宴序》《述志赋》《大酒容赋》《贤明鲁颜颂》《麒麟颂》《辛夫人诔》和上东晋王朝表文、诫诸子手令、临终遗嘱等诗、赋、文数十篇。其作品形式之丰富，文采之高妙，俱自成一家，独领风骚。而时誉甚高的刘昞的作品，更是一时之冠，无论是《人物志注》的义理宏旨，还是《酒泉颂》的清丽典雅，都成为时代的标志性作品。 　　 　　步入归义军时代，敦煌文学再度繁荣，除了上文所描述的名家名作外，更是彰显出敦煌异域的特色风貌。各类文体作品异彩纷呈，异常丰富，特色鲜明。 　　 　　一崭新文体不断涌现 　　 　　众所熟知，敦煌遗书的出现，给文学界带来了“变文”，变文作品的出现，让人们对于宋代说唱文学的源头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样地，敦煌曲子词、敦煌歌辞的发现，让人们对于词的源头也有了更深的探索。这是过去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但是伴随敦煌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近三四十年来，对于敦煌文学作品中涌现的新文体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过去文学大类的关注，逐渐细化到某些具体作品的研究。例如，邈真赞作品，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赞”文，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祭文，它在体例结构、内容书写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又如“儿郎伟”作品，数十年来的研究表明，仅是对于这类作品的文体性质的探讨，学术界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还有如“书仪”作品，它以准类书的形式，在类书不够丰富的年代发挥着重要功能，绝非一般书信的功能所能比拟。古代书仪作品甚多，但能够保留到后世的只有司马光的《书仪》，而敦煌书仪作品的问世，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人们对书仪的认识与研究。 　　 　　此外，还有“灵验记”等，既不像一般的“记”类散文，又与小说有着一定区别。敦煌遗书中以“记”名篇的作品，其丰富与复杂的程度，远超乎我们今天的想象。依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重要几类：（1）今天所划分出的“小说”文类。这在传世文献中，就小说文体而言，以“记”名篇，恰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一个特征，如S.2630《唐太宗入冥记》等。（2）“不能入正传者”的史传作品。如P.2652《天地开辟以来帝王记》、P.2810BV《唐肃宗上元元年至大历五年大事记》、P.4073V《唐德宗年间大事记》、P.3721《瓜沙两郡大事记》等，都属于史传文学作品。（3）宗教性质文书。这是敦煌遗书与传世文献的*大差别。既有功德记、灵验记、因缘记，也有佛经注疏的义记等，这些“记”文形式，在传世文献多是不常见的，显示出它们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如《善惠买花献佛因缘记》（S.3050V）叙事性强，对话语言生动传神，塑造的善惠、婢女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4）记述类作品。虽然数量偏少，但总体文学方面的成就超越了佛教类“记”文作品。如《建常定楼记》（P.2481V），骈对精工，音律铿锵，不失为归义军曹氏政权时期难得的佳作。而《大汉天福十四年（949）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建窟檐记》（S.0518）的史学价值，亦为不菲。又如《越州诸暨县香严寺经藏记》（P.2804、P.3040）一文，在当时竞相传抄，从诸暨传到敦煌，并形成不同的抄本。而《建佛堂门楼文》（P.2857）骈俪精工，偶对谨严，当不失为名家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