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的查理

　　序　　那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可怕又刺耳，不断地朝我涌来。当警卫经过走廊又消失的时候，一个光头总是在敲打他的柜子，还有一个瘦骨嶙峋的家伙总是在喊着一些和耶稣有关的话。不管我有多疲惫，不管我把耳塞塞得多紧，我总能听见那些该死的声音。但让我心烦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因为声音会引来警卫。哪里有警卫，哪里就可能有麻烦。　　每当这声音响起，一般都已经是清晨五点清点人数的时候了。从灰色的运动裤做成的眼罩的一角向外望去，监狱里许多人喜欢整夜不关灯，有些人会读书写作，有些人则会到处徘徊做一些我并不感兴趣的事。而眼罩可以帮我隔离这些。　　警卫路过了我所在的监狱分区，还好，不是来找我的麻烦。　　我将眼罩拿开，拉出耳塞，静静地坐在上铺，我所在的分区逐渐喧嚣起来，这个分区里住着两百多人。我的室友，科迪——一个友善的小孩，他因买卖大麻被判刑十年，依然在下铺酣然安睡着。头顶有一扇安装着双层玻璃的窗户，上面污渍斑斑，窗外是一个黑色的四方形天空。　　在被送进贝克利监狱之前，我刚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的一场大型AA（译注，嗜酒者互诫协会，AlcoholicAnonymous）会议上作为演讲嘉宾进行了发言。坐在点心桌前的时候，一个有文身的壮硕男人走到我面前，他告诉我，要确保自己在监狱里有个绰号。　　“为什么？”我一边问，一边从盒子里拿出一块奥利奥饼干。　　“给自己起一个绰号，这样当你出狱后走在街上，如果有人叫你的绰号时，你就可以无视那混球，只管自己走。”　　在被关押的三个月里，我遇见过叫各种绰号的人，比如“松鼠”“矮子”“挡拆”“花环”“海狸”“胶棒”，他们则叫我“跑男”。我是个中年白人，放风时在那肮脏的跑道边总会有人吞云吐雾，还会有人打球，而我却总是跑着步，从他们身旁经过。当我们回到牢房后，我则会像傻瓜一样在水泥地板上原地跑上好几英里（英制单位：1英里=1.60934千米）。　　“你根本不属于监狱，”一个绰号叫“黄油豆”的狱友在我跑了一个多小时后，对我说，“你他妈的应该属于疯人院。”　　“跑男”，他们可不知道这绰号有多适合我。我一生都在奔跑——奔跑让我找到了某些东西，同时在奔跑中我也丢弃了某些东西。跑步使我戒掉了持续十年的毒瘾，并让我在接下来的二十二年里保持了清醒。跑步改变了我的生活，并为我的生命赋予了新的意义。在监狱外，极限跑步界的人都知道我是谁。我曾奔跑着穿越过撒哈拉大沙漠，并创下了多项纪录，我曾上过杰·雷诺的节目，也签署过一些慈善项目的赞助协议，但现在这些都已成为过去。我也曾给满堂的听众做过演讲，这些听众包括制药公司的销售人员、战争英雄、公司高管和周末战士（译注：周末参加锻炼或劳动的人）。而在监狱里，跑步（包括思考跑步，阅读有关跑步的书籍，写有关跑步的文章）是我唯一还能做的事。　　一天早上，大概快十点清点人数的时候，我正躺在床上读着《跑者世界》杂志上的一篇有关巴德沃特比赛的文章。每年七月，加利福尼亚的死谷（美国西南部一个地区，是世界海拔*低和*干旱的地区之一）都会举行一场赛程长达135英里的马拉松比赛。许多人认为这是世上*艰难的跑步比赛，对此我并不反对。比赛的起点在海平面之下，终点则在海拔14497英尺（英制单位：1英尺=0.3048米）高的惠特尼山峰顶。赛程中的沙漠柏油路的路表温度经常超过二百华氏度（译注：约93.3℃），这足以融化掉你的鞋底，至于脚底起水泡——必然是会发生的。以前我参加过五次巴德沃特马拉松比赛，其中四次完成比赛。我喜欢这场比赛和参赛的人。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巴德沃特马拉松比赛家庭中的一员。　　那天下午两点左右，出去跑步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想的全是巴德沃特。而在四点前我必须回到牢房，因此我可以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去跑步，在热身的草坪上，我可以看见遥远山脊上的几幢房屋的屋顶。有时，我还能听见远处树木茂密的峡谷里传来的音乐。跑道是唯一一个可以使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监狱的地方。　　我开始奔跑，先是慢跑，然后逐渐加速。阳光照在我脸上的感觉，脑海中想象着巴德沃特——那热浪和诱人的地平线，还有弗尼斯克里克那朦胧连绵的山脉和斯托欧派威尔斯地区的沙丘沟壑，还有攀登汤斯山口时那漫长而荒无人烟的景象。　　我想象着自己沿着蜿蜒的山路向惠特尼山峰顶跑去，当我跑过一个个“S”形弯道的时候，我知道这艰苦的攀登之路即将抵达目的地。我清晰地记得那种痛苦——强烈的痛苦，引人启发的痛苦——那种痛苦能让你触碰到真正的自己，并且还会让你思考自己到底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跑了五英里后，我开始提速。渐渐地我听到心中传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声音，就像轮盘飞速旋转时发出的呼啸声，轮盘上的金属球则向着相反的方向滚动着，等这一切归于平静。你以为你知道这球将落于何处，但它却反弹了回来，跳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格子里。我看见这球弹跳着、飞跃着，*终，着陆。我停下了奔跑的脚步，上气不接下气，将双手放在脑后，抬头望向天空。不管如何，我都要跑完今年的巴德沃特。是的，就是这样。　　我打算在这肮脏的跑道上跑够巴德沃特马拉松比赛的里程数，心中默默计算着距离，大约得五百四十圈，可能要在两天内跑够二十四小时。这样的话我可能不得不向他人寻求一些帮助，同时还得考虑到清点人数时的干扰。我又奔跑了起来，久违的幸福感充斥着我。每次参加大型跑步比赛时我都能体验到这种幸福感。而这一次，随着它到来的还有另外一种快感，毫无疑问，这是自由的快感——你不需要参赛费，也不用申请，没有拥挤的人群，没有警戒线，没有推特反馈，没有募资，也没有完成者的奖牌，更没有压力。我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跑够一百三十五英里。在2011年7月13日的早晨，巴德沃特开赛的**天，我将站在自己的起跑线上。　　**章　　1962年，我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郊外山中的一个偏僻小镇。从学会走路开始，我就是被放养着的。我的父母均就读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C），大一参加一个暑期文学班的时候，课间休息抽烟时他们认识了彼此，那时他们才十九岁。父亲名叫理查德·恩格尔，那时候的他六英尺三英寸高（英制单位：1英寸=2.54厘米），身形消瘦，脸形精致，经常穿着紧身卡其裤和带扣的衬衣。他曾在UNC的传奇教练迪恩·史密斯的手下打过篮球。母亲名叫丽贝卡·兰森，那时候的她五英尺二英寸高，棕色短发，黑色的眼睛，活泼任性，是位刚崭露头角的剧作家——她的父亲曾是美国跑步界的代表人物，后在UNC担任田径赛跑和越野赛跑教练一职。母亲学生时代并没有投身于运动场或跑道，十六岁的时候她成了一名未婚妈妈，也因此被送回了家。*后她生了一个女孩，并放弃了抚养权。数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找到那个同母异父的姐姐。　　三岁的时候父母离了婚。父亲1966年的时候加入了军队，并被送到了德国，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我都未曾见到过他。后来我发现父母之间还有一个协议——在我面前绝对不谈任何不好的事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自父亲离开的那天起，母亲很少谈论起他。离婚后的母亲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学校的工作和她的剧本之中，还有对她所受到的不公待遇的抗议中。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北卡罗来纳州，有许多令人恼火的东西存在。　　母亲后来再婚了。她的新任丈夫可卡·艾瑞厄是位导演、制作人、演员、摄影师、画家兼雕刻家，他*喜欢的创作主题是我母亲的裸体。他是位绅士，来自传统的南方家庭，有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替代我的“父亲”。我无视他的规定，嘲笑他对我的惩罚。十岁之前，我们一共搬过五次家，可卡和我的母亲一直在建立新的剧组，追求新的学位，纠正错误的事。每次搬到新家，邻居都会觉得我像一个怪人——长着一头齐肩的散乱长发，有一对嬉皮士一样的父母，周末的时候也不参加少年棒球联合会的比赛练习，而是参演激进的戏剧，参加反战抗议活动。当法院宣布废止种族歧视时，我正和一位说话轻声细语名为厄尔的黑人男孩交朋友呢，在我那些保守的白人同学眼中，我就变得更加古怪了。　　读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搬到了达拉谟市乡间的一个单层房屋中，房屋很老旧，油漆剥落，门廊很低。母亲很喜欢这地方，她觉得这里非常有“个性”并且“骨骼强劲”，我也很喜欢这里。每个月我都会穿过奶牛牧场去房东那里，将一百美元的房租交给他们。每当我奔跑着穿过田野时，我都觉得自己像是詹姆斯·邦德，跳过带电的栅栏，跃过粪池，在公牛群之间穿梭前进。每次到达温布理家的时候，我都是气喘吁吁的，头发也被汗弄湿了，腿上满是泥浆，还沾着些草。有时他们会邀请我进屋，请我吃冷藏的牛舌三明治和摘自他们花园的黄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