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

商鞅（约前390—前338），在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他是卫国国君的后人，姬姓公孙氏，又称为卫鞅、公孙鞅。因其在魏国与秦国之间的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於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商鞅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少好刑名之学”，逐渐形成了“以法治国”的认知。商鞅曾经在魏国国相公叔痤那里担任中庶子一职，很得公孙痤赏识。根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公孙痤病重时，曾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他“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并劝谏说“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但是魏惠王认为公孙痤病入膏肓、语无伦次，并没有理会他的意见，所以商鞅既没有得到重用，也没有被杀，被“闲置”了起来。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发布了求贤令，想要一展抱负的商鞅便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了秦国，随即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想要在国内实行变法，在召开朝会商议的过程中，主张变法的商鞅便与旧贵族之间有一番争论，他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商鞅的思想为实行变法作好了理论准备。同一年，商鞅在秦孝公的命令下颁布《垦草令》，揭开了全面变法的序幕。
《垦草令》在秦国全面成功实施之后，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开始在秦国国内实行**次变法。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爵制、严惩私斗、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改法为律、制定秦律、推行小家庭制等改革方略。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采纳商鞅深化改革，摆脱旧贵族势力影响的建议，迁都咸阳，并命商鞅在国内实行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初为赋、统一度量衡、烧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执行分户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等。
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政治上，改革了秦国的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乃至于民风民俗，同时也制定了严苛的法律；在经济上，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做法，促进了国家粮食的储备及国力的恢复；在军事上，商鞅制定的严苛刑罚以及奖励耕战的做法，让秦国的军队风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通过变法，商鞅将一度被“以夷狄视之”的秦国带入了富裕强大国家的行列。
然而，商鞅的变法大大触动了秦国权贵的利益，导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王继位，公子虔等贵族诬陷商鞅“欲反”，商鞅一路逃亡，还曾经发兵抵抗，但*终寡不敌众，在郑国黾池战败身亡。其尸体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尽管商鞅死去了，但他所施行的新法却并未被废除，商鞅曾经提到过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敌；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成为了秦国政治的指导原则。
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商鞅的评价褒贬不一。赞同的如秦朝李斯，他认为“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反对他的如西汉贾谊，他则认为“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史记》作者司马迁也对他有两面的评价，正面的说他“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负面的则说他“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而唐代的杜甫，也在其诗中说“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以此抱怨其执法过于严苛；北宋王安石也感叹“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君能令政必行”……商鞅这千古的功与过，是与非，自有后人来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