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1988年3月，我三十三岁。这时我们有了沙发，我正横躺在沙发上，听着一张汤姆·威兹的专辑。一年前，洛娜和我在南伦敦一个并不时尚但温馨惬意的城区中买下了我们自己的房子，而就在这栋房子里，头一次，我有了自己的书房。书房很小，连房门都没有，但能够把稿纸四处铺开，再不必每天晚上把手稿收好，这一点依然令我激动不已。正是在那间书房里——或者说，我相信是在那里——我刚刚完成了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这是我的**部不以日本为背景的长篇——我的前两部作品已经让那个只属于我个人的日本不那么脆弱了。事实上，我的新书——我将为它取名《长日将尽》——乍看上去英国化得无以复加，尽管——这是我的希望——不是以老一辈英国作家的那种方式。我非常留意地提醒自己，不要预先假定——因为我知道，许多老一辈作家正是这样假定的——我的读者都是英国人，对于英式的微妙情感与执念烂熟于心。到了那时，萨曼·拉什迪与V·S·奈保尔这样的作家已经为一种更加国际化、更加面向外部世界的英国文学开辟了道路，这样一种新英国文学并不理所当然地将英国放在中心位置。他们的创作是*广泛意义上的后殖民文学。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写一部能够轻易穿越文化与语言边界的“国际”小说，与此同时却又将故事设定在一个英国独有的世界中。我这个版本的英国会是一个传说中的英国，它的轮廓，我相信，已经存在于全世界人民的想象之中了，包括那些从未踏足这个国度的人。我刚刚完成的这个故事写的是一个英国管家，在人生的暮年，为时已晚地认识到他的一生一直遵循着一套错误的价值观；认识到他将自己的大好年华用来侍奉一个同情纳粹的人；认识到因为拒绝为自己的人生承担道德责任与政治责任，他在某种深层意义上浪费了人生。还有：在他追求成为完美仆人的过程中，他自我封闭了那扇爱与被爱的大门，阻绝了他自己与那个他唯一在意的女人。我把手稿通读了几遍，感觉还算满意。不过，一种挠心感依然挥之不去：这里头还是缺了点什么。就这样，如我所说，一天晚上，我躺在屋里的沙发上，听着汤姆·威兹。这时，汤姆·威兹唱起了一首叫做《鲁比的怀抱》的歌。也许你们当中有人听过这首歌。（我甚至想过要在此刻为你们唱上一曲，但*终我改了主意。）这首情歌唱的是一个男人，也许是一名士兵，将熟睡的爱人独自留在了床上。演唱者用的是美国流动工人的那种低沉粗哑的嗓音，完全不习惯表露自己的深层情感。这时，就在歌曲唱到半当中的时候，在那一刻，歌手突然告诉我们，他的心碎了。这一刻感人至深，让人几乎不可能不动容，而这份感动恰恰来自于一种张力，张力的一头是这种情感本身，另一头是为了宣告这份情感而不得不克服的巨大阻力。汤姆·威兹用一种飞流直下的宣泄唱出了这句歌词，你能感受到一个将情感压抑了一辈子的硬汉在无法战胜的伤悲面前终于低头了。我一边听着汤姆·威兹，一边认识到了我还需要做什么。之前，我不假思索地做出了一个决定：我笔下的这位英国管家会坚守住自己的情感防线，躲在这道防线后面，既是躲避自己，也是躲避读者，直到全书告终。可现在，我知道我必须推翻这一决定。在某个时刻，在故事临近尾声时——一个我必须精心选择的时刻——我必须让他的盔甲裂开一道缝。我必须让他流露出一种巨大的、悲剧性的渴望——渴望有人能够窥见那盔甲之下的真容。这里，我得说一句，除了这件事，我还不止一次地从歌手的声音中得到过其他至关重要的启迪。我在这里指的并不是唱出来的歌词，而是演唱本身。我们知道，歌唱的人声能够传达复杂得超乎想象的情感混合物。这些年来，我作品的某些细节方面尤其受到了鲍勃·迪伦、妮娜·西蒙娜，埃米卢·哈里斯， 雷·查尔斯、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吉利恩·韦尔奇，还有我的朋友兼合作者——史黛西·肯特的影响。我从他们的声音中捕捉了某种东西，然后对自己说：“啊，没错。就是这个。这就是我在这一幕中需要捕捉的东西。与之非常接近的东西。”那时常是一种我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情感，但它确实就在那里，在歌手的声音里，而现在我得到了一个可以瞄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