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中学文学教育研究

《清末民国中学文学教育研究》：　　1920年，教育部发布“国文”改为“国语”的命令，只是规定教授用语改为白话，教科书改为白话文，其主要目的是求言文一致之效。因为当时我国各地所用的语言尚未统一，所以教育部不便称其为“国语”，但国语运动者、文学革命者在论文中已多以“国语”称呼这门学科了，而且1923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国语科课程纲要》和《高级中学国语科课程纲要》也以“国语”称之，这前后也出版了多套以“国语”命名的教科书。不过，前述吴研因所提出的以“文学”来命名这门学科名称并没有得到回响，倒是“国语”这个学科名称引发了热议。　　一、国语有无统一的标准，标准是否必要　　首先，“国语”之“国”和“国文”之“国”，均指国家，但“国”是指“国家统一使用”还是“国家领土之内”呢？这在“国文”中不是问题，在“国语”中却成了问题。早在1917年，《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简章》对“国语”的解释是“同一领土之语言皆国语也。”①此处的“国语”，是中国境内汉、蒙古、藏、回、朝鲜等民族语言的总称。但是，实际上作为课程的“国语”，所学习的只是汉语。然而，作为汉语的“国语”，同样存在着如何理解这个“国”字的涵义。针对1920年“许多人狠怪教育部太卤莽了”②，主张“教育部应该先定国语的标准和进行的手续，然后可以逐渐推行”，胡适认为这种批评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一种国语是先定了标准才发生的；没有一国不是先有了国语然后有所谓‘标准’的。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远，比较的产生了*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便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③可见，胡适认为，所谓的“国语”显然不仅是指“中国语”，而是指“国定”的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国家级的汉语”，或者叫“国家级的方言”，而这“国家级的方言”显然不能以某种方言通行地区的行政地位来定，而应以某种方言通行地域的范围而定，即通行*远的方言（包括语词与语音）即“国语”。那么什么样的方言能作为这个标准呢？北京话、汉口话、河南话、南京话、广东话，都曾被人主张作国语，但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一）国语运动者：首先应关注国语统一，其次才是教育普及与文学发展　　1925年6月，黎锦熙自问：“国语是甚么？国定的语言吗？不对！本国底语言吗？也不尽然。‘国语’只是一个笼统的不可分析的名词。”①1925年11月，他将“国语”与“国文”作了区分：“国语谓今语与国音，国文为故文与旧籍”，“国语”的含义“一为浅显之语体文，一则标准之国音也”，目的是“前者意在使文字教育易于普及而便于应用，后者则欲使全国人民练习一种统一之语言”②。可见，对于国语运动者来说，在中小学推行国语的首要目的是言文一致，*终目的是国语（语词、语音）统一。为了达到此目的，黎锦熙、钱玄同等人，主张以北京音为标准音，并积极推进注音字母在中小学的实施以及国语罗马字的创制等，希望*终能真正做到言（语词、语音）与文（文章、文字）一致且在全国获得统一。但是，普通教育者和文学革命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要采用语体，而非是否统一的语体；其次，他们认为标准的确立是在可做标准的“国语”产生之后，而非之前。总之，他们所强调的不是“国”，而是“语”，更具体地说是“语体”而不是“语音、语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