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全真教制初探

　　《全真教制初探》：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六朝以来的门阀士族在中唐以后迅速衰落。到北宋时期，社会阶层深刻变动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新兴阶层——富民阶层。苏辙曾说：“唯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①新兴的富民阶层“凭借其经济优势……成为了乡村社会经济关系的中心和主导社会阶层”②，在社会各个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我国古代的乡村控制产生了巨大影响”③。　　富民阶层的产生源于唐代的户等划分。当时的政府打破前代三等九品的界限，根据是否占有财富以及拥有财富的多少将民众划分为九等户，施以不同的管理制度。进入宋代，官府继续施行依资产划分户等的制度。“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专业经济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成为商业性行业。在宋代专业户中，依其拥有的生产资料、生产规模等要素来区分内部的贫富构成，如园户、船户、糖霜户等都有上、下户之分，其中上户往往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富民阶层中突起的新军。这样一来，乡村上户、坊郭上户及专业上户共同组成了宋代的富民阶层。”④这个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水平的、*活跃的社会阶层，成为新兴的金元全真道所吸收教徒信众的重点，也成为他们早期宗教实践成功的关键。　　王重阳早期在陕西传教，曾把传教的重点放在下层民众上，但并没有取得成功。在其早期作品中，他对中下层四类民众发出了感叹：“堪叹工商农士，各夸本业多能。就中机巧自翻腾，限至依然斗胜。”①《中国道教史》指出：“王嚞认为，社会中下层人士操劳生计，备受艰辛，常短命夭折，却不愿摆脱尘俗，了悟人生。”②为适应这种面向社会底层信众的特点，王重阳“在传教方式上，一改过去道教以大宫观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做法，代之以庵为据点。”“所谓的庵，本指园顶草屋。初为穷民宿舍……是一种自由度较大且带有‘真纯之味’的传教场所。”③《中国道教史》认为：“全真道初期未得到政府认可，既无法定地位，亦无大型宫观，便首先选择了庵这种场所作为栖身之地。”④　　王重阳早期在陕西以社会底层民众为传教重点的努力失败后，才远迈山东“投谭捉马”。实际上，王重阳的东迈体现了一个对信众群体的视点变化，就是从社会底层转向社会富民阶层。在山东，王重阳*先点化的弟子是马钰。而马钰则是王重阳弟子中*典型的富民阶段的代表。王重阳居全真庵期间，马钰与之朝夕相处，知其确为得道高人而产生随其出家的念头，但因“家资广贮、妻孥爱深，未之遽从”①。虽然王重阳“盛陈远离乡之高，不离乡之累，与之开释”②，但马钰却难以遽下决心。梁栋《重阳教化集·序》言：“（王重阳）一见马公，情契道合，其一话一言，未尝不以下手速修为喻。然以马公宁海巨族，家资千万，子孙诜诜，虽素乐恬淡，亦未易猛摒弃也。”③笔者以为，对于这条材料透露的信息应从两方面解读：一方面是，作为宁海富绅的马钰舍不得抛弃现实生活的原因，是其拥有万贯家财、一定社会地位与声望，因而不能下定决心；另一方面则是，王重阳之所以煞费苦心点化马钰，不仅是因为马钰身上体现出的对全真精神的共鸣，更体现了王重阳对马钰所属富民阶层及其影响的坚定信心。　　……